发现另一个中国-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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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就是全体臣民的大家长，是代表一切臣民掌握和运用一切权力的。反抗统治者就是对抗天下，就是反对一切臣民，仿佛是家族中的逆子，天然地具有不合法与不合理性。人们之所以要铤而走险、武装抗争，就是因为自己的根本权利甚至是生存权利受到了威胁或剥夺。可是在统治者看来，老百姓没有争自己权利的权力（即使遭受了苦难，也要耐心地等待统治者去发现），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彻底消灭一切武装抗争就是天然合理的了。
　　那么为什么统治者有时又实行招安政策呢？大多情况下是因为其力量不足，或者是发生武装抗争的地区难以深入，想靠武装平弭动乱而不可能。当然，儒家的仁政思想肯定也有些作用，但远不是主要的。虽然统治者也常把“盗贼亦吾赤子”这类带有家庭温情的话语挂在口头，那个时期最宽容的统治者也只是把百姓的武装抗争看成是愚昧所致。西汉循吏龚遂谈到老百姓的武装反抗时，曾对汉宣帝说：
　　海濒遐远，不ND067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汉书·循吏传》卷八十九）


说招安（3）


　　这段话被压缩成“盗弄潢池”的典故，用以表示对民众反抗的某种程度的理解。但这段话另外一个涵义就是：现在皇帝对“赤子”的苦难已经有所了解了，百姓也已“ND067圣化”，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从这些说法（不管温情的还是严峻的），可见统治者认为他们对老百姓是拥有一切权力的。
　　古代统治者也讲政策，对于“盗贼”分门别类地对待，有的杀，有的处罚，有的宽大，这些都是“天恩浩荡”。“招安”在统治者看来更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可悲的是，在古代不仅统治者这样看，大多数老百姓也这样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是非常正确的。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招安”这个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有利的策略（用时髦的说法是“双赢”的策略），只是被统治者看成权宜之计。这种做法天然地处于劣势，并且在贯彻之中始终缺少确定的保障。如果人们都把“招安”看成是统治者的网开一面的恩典，那么最高统治者也可以随时把它收回，而且这样做也是完全合理的。当然，“信义”在封建时代对有一定地位的人们还是有一定约束力的，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是想推翻就推翻的；另外，宗教上报应的说法（如杀降不祥）也有些作用，但这些“约束”实在是软弱无力的。如果统治者收回了招安政策，那些已经被招安的“盗贼”，此时也没有武器可以自卫了，自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状态之中。
　　宋代收回招安的例子很多，但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收回的少，多是下面执行政策的官吏干的。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即使皇帝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例如宋太宗时，虔州刘法定兄弟八人“皆有身手，善弓弩”，带领数百人起事，杀伤许多官军。江南西路转运使张齐贤派刘法定的朋友徐满去招安，并答应“赦其罪，许酬以厢镇之务”，不到一个月，法定兄弟八人“束身归命，以求自雪”。而当地武官同巡检殿直康怀琪，以勇武自负，但他没有捉到过刘氏兄弟一人，而张齐贤只用了片纸就招安了刘氏兄弟，康怀琪有些嫉妒，于是就与知州等密谋，并上奏朝廷，说刘氏兄弟勇武过人，旧党还散在山谷，有水旱之灾，必为州郡之患，“乞用酷法杀之”。结果是刘氏兄弟八人被“活钉于市”（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
　　这个悲惨的事件，表面上看是出于同僚之间的嫉妒，实际上是有着很复杂的背景的。其根本点首先是刘氏兄弟的武装反抗不管有无理由，在当时人看来都是大逆不道的。由此注定刘氏兄弟一辈子都被看成是与朝廷对立的异类，都是坏蛋，并认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给朝廷制造麻烦，他们活着就要提防，所以早杀了早省事。
　　其次是老百姓的生命贱如蝼蚁，平常说人命关天，其实在制度化（正式处决要有一定的手续，在这方面古代还是很严格的）以外，草菅人命的事情时时都在发生。对待刘氏兄弟，尤为酷虐。
　　第三，人治就是这个样子，或宽或严都是统治者一句话，不必遵守什么规范，特别是对这些“异类”。而法治就要麻烦得多。在古代主持这种非规范的操作的官吏，还会被视为干员，被看作是灵活干练，没有书呆子气。
　　第四，古代通讯手段落后，许多情况很难核实。皇帝知道了也没有办法。
　　即使比较成功的招安，由于阶级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差距，当过“盗贼”的官员和其他官员也很难和谐地相处。宋神宗时期福建廖恩被招安之后，补右班殿直，当他在填写自己履历时写道：“历任以来，并无公私过犯（任职以来没有犯过错误）”（《文昌杂录》）。这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的，因为讲的是做官以后，但“见者无不笑之”。这就是说人们永远忘不了过去，廖恩会永远背着“盗贼”的黑锅。
　　南宋高宗时，福州“海寇”郑广被招安后负责统领福州的水军，每当初一、十五到帅府站班公参时，其他官员没有理他的，认为与自己不是一类。有一次，到了帅府，群僚正在谈诗。郑广到了，群僚依旧，仿佛没有郑广存在。郑愤愤不平，突然站起来说：“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大家一愣，倾耳静听：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岳珂《ND055史》）
　　岳珂没有记载郑广念了这首诗后，造成了什么后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双方的隔阂会越来越深。被招安后的“盗贼”不愿意出席“公参”（到长官处参拜），这往往又成为不赞成招安政策的官员的口实，说被招安者没有诚意。从郑广这件事来看，它是有深刻原因的。
　　这些社会背景造成的互相猜忌，也可能导致被招安者再度拉起杆子，重新下海，统治集团中一些反招安派往往会据此说被招安者贼性难改，他们本来就是投机招安，并以此论证招安政策的错误。这些官吏不懂得或故意掩盖了一点，即他们反对招安也是造成被招安者心怀疑忌的重要原因，正是统治集团的不信任和猜忌才导致了招安的失败。
　　7如何实现成功的招安
　　实施招安政策的全过程中，是否对被招安队伍有个全面的、妥善的安排，是招安成功与否的关键。招安不是把几个搞武装反抗的头领拉过来，授之以官，就完事大吉了。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的北南宋之交的宰相李纲，在上给高宗皇帝的奏状中说，招安多是以“官其首领”为终结，对于部队中的广大徒众往往只是解散了事，不再管了。这样，“其徒党中桀黠者，又复纠集徒众，自为头首，以俟招安，复得名目，递相仿效，无有穷已”。另外“其招安出首领，虽已补授官资，或与差遣，多是不离巢穴，不出公参，依旧安居乡土，稍不如意，或资用阙乏，则又相率为盗”（《李忠定公奏议》卷十五）。有的招安本身就不牢靠，它是宋统治者没有力量镇压武装抗争时无可奈何的一个选择。例如当时江西一带的状况就是：
　　所至，州县之间，既无城池，又无兵食，不过裒率金帛，以为犒设，书填官告，以议招安。才得片檄之申，便谓巨盗已息，孰敢定其要约，散其徒众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一）
　　这里所谓“招安”只是用来蒙蔽朝廷的，统治者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武装造反者，还谈什么解散其武装呢？他们所实行的不过是“官匪”合作，把招安做成一笔被招安者得官、招安者得利的交易。于是，已经受了招安的人们再度拉起杆子、重新下海的现象就不可避免。招安—反水—再招安成为一个公式，在许多地方出现。
　　为了使招安能够名副其实，李纲主张对被招安队伍的首领及“强壮桀黠之人”，要“结以恩信，使之改过自新”，并把他们调“赴军前使用，以除后患”，“头首与补正官资，及其强壮人并刺手臂，分隶诸军下使唤。若能用命立功，优与旌赏，或又作过，必杀无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复归本土之人，许诸色人捕斩，籍没田产，编配妻子，以系累其心”。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当时内忧外患，把造反人员编为对外的作战人员还是很容易的。调宋江去打方腊，不管是否符合历史真实，但小说家的这种想法确是许多被招安人员的出路。南宋绍兴时期，“海寇”大多是被招安的，招安后大多被派到海上镇压后起的“海寇”，上面说的郑广就被派去攻打有60艘兵船的陈小三，一举而胜。
　　不过要统治者实现对招安全过程的稳妥的控制（如李纲所设想的那样）是很难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上面说过的宋代地方武装力量的薄弱（无兵、无城、无食）和统治者的腐败。如谎报军功、杀良冒功、同僚之间互相掣肘、上下交相欺骗等等，都是官僚专制制度下官员们的拿手好戏。所以在招安过程中只要有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失败。


说招安（4）


　　8被招安人员的想法
　　民间的武装抗争中，最倒霉的还是没有介入武装抗争的平民百姓。宋仁宗庆历年间，荆湖南路（今湖南省）少数民族因民族矛盾而酿成武装反抗。为了迅速平弭动乱，“杀一人头，赏钱十千”。于是，“军人利于厚赏，道上逢人，即以为贼而杀之，至有头插标识，以免官军之害者。由是标识者，贼人杀之，无标识者，则官军杀之”（余靖《武溪集·余襄公奏议卷上》）。当时的有识之士如欧阳修、包拯、张方平、余靖等无不为民请命，谴责这种以民命为儿戏的暴行。生活在这种情境中的老百姓自然是深切盼望停止动乱，让自己过上安生日子。湖南转运使王逵，被包拯称为“凶暴无识，残恶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