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狮-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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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与《晨报》商定，将于后日见报。另外，刚才我还与仲甫学长商定，将拙文连同林纾先生的小说《荆生》一并再次在《每周评论》上刊载一次，让更广泛的人接触一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守常以为：邪不压正。那位林纾先生的影射小说《荆生》，也只能是在背阴沟里自我显示一下，它决然不敢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亮相的！因为手中握有真理的民众，是最能明辩是非曲直的，他们不会相信背阴沟里的鬼话，同时，他们又是强劲有力的，他们也决不会被邪恶的伟大夫所吓住。”
　　陈独秀把鲁迅递过来的文稿放到桌子上，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潮之激战》在《晨报》上一刊登，完后又与小说《荆生》原文同时在《每周评论》又一刊登，谁正谁邪，谁是谁非，世人便可一目了然。”
　　刘半农说：“这一下子，看那林纾老儿以及他的那伟丈夫还有什么戏文可唱？他们还能再跳腾出个什么名堂来？”
　　“就是。”钱玄同赞同地点点头。“那老头儿总不至于再胡编乱造出来一个更是张牙舞爪的伟母老虎来吧？”
　　刘半农笑笑，说：“林纾老儿若是再能胡编乱造出来一个伟母老虎，我们就请守常先生或者仲甫先生再奉送他一篇《新武松痛打伟母老虎》。”
　　钱玄同赞同说：“对。这叫有来必然有往，来而不往非礼也！”说完，一阵朗朗大笑。
　　一直在旁边阴沉个脸的胡适很不以为然地斜视了刘半农和钱玄同一眼，不无讥讽地问道：
　　“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不是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呀？”
　　刘半农和钱玄同被胡适这阴阳怪气的话弄得猛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一怔，一时竟无言以对。
　　鲁迅在一旁冷峻地说道：“曲庵、中季两位先生是否在为守常先生的革命文章增加革命的新趣味，豫才不知，但豫才看得出来，适之先生对守常先生文章中的‘革命’之词极为反感以至痛恶，是吧？”
　　胡适傲然回答道：“是这样的！适之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政见各自相异，这何足为怪？新文化运动旨在文学改良，从学术上探求促进文化发展之路，何以现在作文说话时时刻刻都要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呢？”
　　鲁迅浓眉微微蹙起：“适之先生这话就使豫才大为不解了。豫才尚还记忆犹新，适之先生当初在美国以及后来回国，在到处写文章、演讲宣传你的文学‘八事’时，不也是时时刻刻都把‘革命’二字反复挂之于口头、行之于笔端的吗？怎么现在就对这一词如此反感以至深恶痛绝呢？”
　　“请周先生弄清楚：适之所倡导的‘革命’二字，是指文学上的革命，而绝非是你们所热衷于的那种革命。”胡适瞪大了眼睛，胖而白净的圆脸涨得通红，怒冲冲地大声说，“守常先生的这篇《新旧思想之激战》，什么‘俄罗斯的暴虐政府’呀，什么‘杀戮’呀，‘血’呀‘暗沉沉的监狱’呀，等等，早已超出了文学上的范畴。守常先生哪里是在宣扬文学革命？守常先生完完全全是在宣扬国家与社会的革命！完完全全是在为马克思主义蛊惑而起俄国劳工十月赤色革命鼓而吹之！”
　　“那请胡先生赐教，”鲁迅微微冷笑道，“文学活动是不是社会活动？它能否完全脱离开国家与社会，而飘浮于真空之中？”
　　“这已经是政治范畴上的问题了。适之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胡适愤然站起，“对不起！适之的美国恩师杜威教授近期要来我国讲学，适之要暂时离京南下，去迎接杜威教授。适之向诸位告辞了！”
　　胡适说完，怒冲冲地离开了座位。
　　“适之先生！”陈独秀厉声喝道，想喝止住胡适，但胡适丝毫不予理会，傲然出门而去。
　　傅斯年、罗家伦也站了起来，向四处看了看，迟疑了一下，终也跟随上出门而去。
　　“岂有此理！”陈独秀气得浑身发抖，两眼迸射着不可遏止的怒火，冲着已经走出了门去的胡适等人的背影，大声吼斥了一句。
　　门扇由于被狠劲地推开尔后又狠狠地一关而来回不停地扇动着。
　　一股早春的砭骨的冷风，微微呼啸着，趁机从门外飒飒扑了进来。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里一阵充满了一种瑟然的寒意。
　　突如其来的情况使办公室陷入了突如其来的沉静。人们都从惊愕中还没有回过神儿来，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默然不语。
　　李大钊站起身，走到门口，把门扇关好，转过身，边回到自己座位上，边沉稳冷静地轻轻地打破了人们默默相觑的沉寂，说：
　　“刚才适之先生说得也对：政见各自相异，这丝毫不足为怪。人各有其志，乃天下之道。仲甫先生勿需动怒，在座的各位也匆需惊而愕然。守常以为，适之先生今日之举，并非突发，也非偶然。适之先生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竭力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力推进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抹，但适之先生所怀之志的思想根底，与我等并非完全一致。我与他近期相互交谈过几次，首先他对广大劳工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坚决不赞同，反感以至反对以至深恶痛绝。广大劳工群众是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正主人，这我们应该是很明了的！是广大劳工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血汗创造了世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适之先生不承认这个现实，对此实际情况熟视无睹，矢口否认，这是完全不对的！”
　　陈独秀赞同地点头插话道：“是这样的。这也是适之先生竭力要把文学革命和社会革命分隔开来的缘由所在。适之先生一直认为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文人们的事，它们与广大劳工群众没有一点关系，与社会没有一点关系。岂不知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如果没有社会革命，那会有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持久性吗？”
　　陈独秀说完，望着李大钊，示意李大钊继续说下去。
　　李大钊接着说道：“所以，守常以为，为了要使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能持久下去，必须要把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同社会革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要同我们奋力所寻求的救国救民之路结合在一起，要把广大劳工群众推到他们应有的位置上，让他们发挥他们国家与社会真正主人的作用。为此，守常与仲甫先生商议定，在继续推动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同时，有必要结合苏俄十月劳工革命胜利的实例，进一步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打算在这次狠狠反击小说《荆生》所刮起的逆风的基础上，把下期也就是第六期《新青年》办成马克思主义的专号，不知在座的诸位，特别是鲁迅先生和中季、曲庵二位先生有无异议？”
　　鲁迅明确表态地说：“豫才完全赞同！”
　　钱玄同和刘半农也一起说：“我们也双手赞同！”
　　话音刚落，在座的毛泽东、许德珩、赵瑞芝等所有的同学们，都热烈地鼓起了掌。
　　三
　　北京《晨报》刊登出了李大钊的《新旧思想之激战》，紧接着，《每周评论》又再次刊登了李大钊的这篇树新反旧的力作，并同时附登了林纾的小说《荆生》的原文，相继，《每周评论》还发表了陈独秀点名批判《荆生》的文章《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和一位中学教师撰写的一篇题为《评林畏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一时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批《荆生》之文，如风倾潮涌，声强势猛，批得林纾林大人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狼狈不堪。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这样：人贵有自知之明，可缺乏自知之明者总是大有人在。就像那赌场上的赌徒一样，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甚至连自己遮羞的衣裤都作为赌注输给人家了，都被人家剥了个精光，但还不肯认输，还妄图要去再战胜人家，真可谓愚蠢到家了。
　　林纾林老先生，正就是这种可悲的、愚蠢到家的、缺乏自知之明者。自己在赌盘上押上去了一篇《荆生》，结果输了个一塌糊涂，赤条条地败下阵来，但仍还不服气，要“终之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囗犬不吠然后已”，写了致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公开信，以恶语攻击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办学方针，还又在上海《新申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影射小说，题为《妖梦》，以更低劣下流的手法，创造了白话学堂校长元绪公、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来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以丑化和漫骂来泄愤出气。不料，《妖梦》的结局较之《荆生》更为悲惨。
　　老先生终于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谁也料想不到，就在林纾因心力交瘁而病倒住进医院的第三天，北大国故学教授刘师培先生为给《国故月刊》寻求稿件来到上海，也患病住进了这所医院，而且还和林纾老先生安排在了一个病室里。
　　一对难兄难弟碰到了一块儿，一起躺在阴冷潮湿的病室里，同病相怜，百感交集，但又无言以对，不知是真的没有什么话可说，还是相互间不想说什么。
　　这些日子里，上海到处也都是在口诛笔伐《荆生》和《妖梦》两篇小说，其声势之强猛，不亚于燕山京都。刊登了这两篇小说的上海《新申报》报馆门前，一连几天，都聚集着数百名学生、教师、文化界人士和市民群众，纷纷谴责《新申报》逆社会进步之潮流而助桀为虐。而刘师培为《国故月刊》寻求稿件，也到处是碰了一鼻子灰。在《新申报》报馆门前，他还被一个北大的学生认出，险乎些被那些义愤的人们围攻住。要不是他慌急中忙跳上了一辆洋车疾速离开，那以后所致狼狈之况，难以想象。他就是那天，一惊一吓，一热一冷，而患了伤风的，结果是，相连几日，高烧不退，才住进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