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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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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毛主席几次找周总理商议以什么名义出兵问题，两位领导人一致的意见叫“支援军”比较妥当，支援朝鲜人民嘛，并且作为初步意见基本定了下来。在拟定计划方案时，我们已开始使用“支援军”的字样。
但是，初步意见毕竟是初步的，一旦真的要公之于众，毛主席又是非常慎重的。他特别注重听取资深年迈的民主人士的意见。他认为，这些老先生阅历广，见识多，有许多经验，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事情会更加周全。
博采众长，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毛主席多年的习惯，也是他在党内倡导的传统作风之一。
毛主席指示就出兵名义问题征求意见，请民主人士就“支援军”一事谈看法。开始也有人觉得用“支援”二字很合适，出兵在即，不必再为此费时了。毛主席不同意，他说一定要听听多方面的意见。
这一问，意见还真的来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要求就“支援军”一事见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视，也很高兴，亲迎他来中南海，并和周总理一起听黄炎培谈意见。
黄炎培是上海川沙县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从1917年便投身教育事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在国内很有影响。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位老先生了解颇多，知道他有一些真知灼见又直言不讳，所以很尊敬他，当时他又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协全国副主席，就国家大事经常听取他的意见。
“有个问题我们要考虑呀！”黄炎培刚一落座，便开始提意见。他望望毛主席，又望望周总理，诚恳而又关切地说：“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那么好打！”
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们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不是名正言顺嘛！”
黄炎培摇着头说：“不，这样叫法是不是师出无名，我看还值得考虑。”
“怎么能说是师出无名呢？先生有何高见？”周总理问。
毛主席看看黄炎培，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黄炎培像教书先生一样将手向外一挥说：“支援军，顾名思义，那就是派遣出去的，还是国家嘛！那不等于说是我们公开向美国宣战？”
“噢，有道理！”毛主席伸出手从笔筒里拿出一支很粗的铅笔，将面前稿纸上的“支援”两字一划，改写成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志愿”，然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帮助朝鲜人民的，他们不愿看着朝鲜人民挨打。这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
周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志愿’二字，好，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七十余岁的黄炎培频频点头，高兴地说：“好，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你们领导人时光珍贵，我没有意见了！”说着就出了门。毛主席、周总理一起送他上了车。
第五部分第115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6）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第一个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应朝鲜政府请求，“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命令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
伴随着毛主席命令的下达，聚集在中国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马上都换上那种印有许多道线的志愿军军装秘密开往鸭绿江。于是，战争史上有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称谓。
毛主席命令下达的当晚，彭德怀即到了沈阳。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在披挂上阵之际，与一些随行的将军们共饮出征酒。他举起酒杯致词：“从井冈山到朝鲜，还是咱们这些人。咱们叫志愿军，其实我也不是志愿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鸭绿江边，我也不会志愿的。现在他打到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
“志愿！”整齐的回答声以浑厚的阳刚之气，震荡屋宇飞出窗外。
11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
朝鲜人民为之欢呼。
苏联首脑为之感动。
美国及其同盟者为之震惊。
斯大林说：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成流亡政府。毛主席回答：不，为了整个东方的利益，我们坚决出兵
毛主席关于出兵朝鲜的意见一俟被中央政治局通过，部队立即全面进入战前准备。在大部队尚未进入朝鲜之前，毛主席决定派周总理去苏联面见斯大林，一是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二是请求苏联给予空军和军需物资的支援。就当时的中国来说，由于连年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很苦，国内建设各方面百废待兴，再挑起战争负担，的确有很大困难。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尚未结束，周总理便偕工作人员师哲、康一民到了莫斯科。当时斯大林正在黑海海滨休假，于是周总理又偕同推辞出任志愿军司令而来苏养病的林彪飞往斯大林的休假地。
周总理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的决定，准备出兵赴朝作战，以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此前，斯大林对朝鲜局势曾作出这样的估计：他认为，美军越过三八线以后，北朝鲜至多再坚持一个礼拜，与其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不如尽早地撤退。斯大林曾私下建议金日成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资和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而把老弱病残撤退到苏联境内。理由是一旦条件成熟，从中国东北入朝比从苏联方便。斯大林的这个态度是低调的，他已经做了朝鲜失败的准备。可当周总理明确谈了中国的出兵主张后，他又有些犹豫不决，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战争，从而把苏联拖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形成美苏两个大国的对抗。比较起来，他更倾向于组织朝鲜“流亡政府”。
斯大林的这个态度，周总理立即电告毛主席。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中国出兵的主张决不改变，这不仅是为了朝鲜利益和中国利益，也是为了整个东方世界的利益！就在接到周总理报告的当天，即10月13日，他再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认为出兵朝鲜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人民都是有利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尚属新生事物，朝鲜这么一个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援与帮助。在这个时候，我们宣布出兵朝鲜，实际上是代表东方向西方帝国主义表明一种不甘屈服的严正立场。它的国际意义，远远超出了出兵这个事件本身。而我们不出兵，美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很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占领整个北朝鲜，这不仅给朝鲜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重大损失，对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会造成负面影响。当然，如果朝鲜被美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作为朝鲜唇齿相依的邻邦，也必然受到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总之，中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斯大林更多的是在顾及本国利益而对中国出兵犹豫不定。
毛主席不仅站在中国国家利益而且站在世界革命利益的高度来思考出兵的历史意义。实事求是地说，当毛主席把坚定不移的出兵决心电告斯大林后，斯大林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是比较尊重的，对他过去的错误也多次检讨过。比如，周总理提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支援。斯大林说，在物资上，如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尽力提供。在作战时，我们也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掩护一下，但只限于在后方，不宜深入。否则如被美军击落俘获，就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多提供装备，可以在战争的情况下使中国部分部队得到改装。
苏联提供的物资对抗美援朝战争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苏方提供部分军火，是作为他们对抗美援朝的物资供应的贡献提出来的。这在会谈中是斯大林主动提出来的，只是没有明确下来。因为任务紧急，周总理准备在下次会见时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争取能作出明确的规定，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同斯大林谈及此事。斯大林从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我们偿还这笔军火的费用。后来，他去世了，这件事便成为一桩悬案。若干年后，中苏两党关系恶化，中国经济遇到困难，赫鲁晓夫乘人之危，利用这个遗留问题，向我们要这部分军火的款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负担。
美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1950年10月19日晚8时，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力在彭总率领下，肩负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托，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跨过了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
开始，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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