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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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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时，毛主席指出：“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总之，“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我想，了解了这些，就会懂得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党为什么要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什么要跟社会主义的苏联结盟，为什么说这些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
这里，我还想简略地讲一下有关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杜鲁门随即公开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对我领土进行武装侵略。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以敏锐的洞察力对战局的发展作出科学预见，及时地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迅速调集20多万野战军集结东北，组成东北边防军，作为“绸缪之计”。在8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毛主席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总理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实践证明，这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9月，美国侵略军进逼三八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危急之中。10月初，毛主席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倾听各种意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百废待兴，困难很大。记得毛主席曾跟我谈过，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10月13日，毛主席在给周总理（当时在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该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总理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讲到：“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8页）
以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后，不仅站住了脚，而且很快地就赢得了第一、第二、第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那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互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搞得有声有色，把全国人民的革命激情都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当时那种敢于斗争的伟大气魄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人民再一次充分地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为了夺取胜利，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0万亿（旧币）元。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的达36万余人，其中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就达200多人。对于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我们是应该永不忘却的。要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作为生动的教材，经常对我们的人民尤其是青年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教育。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与美国为首的外国侵略势力血与火的较量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同时也消除了苏共和斯大林对我们党的某些猜疑，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自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第五部分第110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1）
毛主席勤政殿召见，菊香书屋论兵。毛主席听我汇报关于朝鲜战局的6条意见后说了6个字：“有道理，很重要。”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我参加了中、美、蒋三方的停战谈判。毛主席、党中央看穿了美蒋“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在军调部的机构要进行精简之前，我趁机向领导提出到前线基层下放锻炼，因为我深知自己从参军起一直在统帅部工作，缺乏基层特别是前线实战经验，不利用这个时间下去锻炼锻炼补课，将来工作就容易犯错误，但上级都以工作需要为由没有批准我的要求。1946年10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再次提出到前线去锻炼，意外地得到了叶剑英的批准。不过叶剑英找我谈话时说：“去前线下放锻炼是可以的，也符合毛主席的政策，但要有个条件，那就是随叫随回来，不能讲价钱。”我高兴地点着头，表示坚决服从命令。
在华野十纵（第二十八军），我一直在团和师里工作，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福州战役等许多重要战役战斗，确实体验了炮火连天的战地生活。打完福州后，全国已基本解放，周总理发电报调我回来，一开始准备要我随姬鹏飞大使去英国做武官，后来未能成行。周总理要我到他办公室任军事秘书兼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和总参作战室主任（实是给毛、周当参谋）。
1950年6月24日，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中南海的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总理突然叫住了我，说毛主席马上要见我。我很激动，因为自从去了前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单独和主席在一起了。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正抽烟，见我过来，连忙拍着身边的沙发说：“这不是我们的雷娃子吗，来，坐这边来。”我高兴地在他身边坐下来。他问我：“这几年都去了什么地方了？”
我回答说：“到基层锻炼去了。”
主席问：“在哪个部队？”我回答说：“在宋时轮领导的华野十纵。”
主席问：“在机关还是在基层？”我说：“在师和团，主要时间在团。福州解放以后搞了一段军管会工作，一直想到最基层的连队干干，可上边不让，说只准在团以上单位。”
听到这儿，主席很有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我回答说：“上边说这是根据陈老总的指示，理由是我在军委当过科长，在军调部当过代处长，在敌我双方都是较有影响的人物，怕我下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向军委交待。”
毛主席笑了：“这个陈毅，考虑问题还蛮周到的嘛！”他接着问：“那你当没当过团长？”
我说：“当了团长，又是领导又是学生。”
毛主席点着头说：“好，当了就好。团是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当了一团之长，便能得到多方面的带兵经验。你那个团在华东参加了哪些大的战役？”
我说：“华东一些大的战役基本都参加了。”
毛主席眯起了眼睛：“在前线整天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害怕吗？”
我真没想到主席会提出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奇怪的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只好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怕，可也有点怕。”
毛主席表现出更浓的兴趣：“细细说来，到底怎么个又怕又不怕？”
我说：“从战略上讲，我们是革命军队，打的是正义战争，又有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终归是要战胜敌人的，没什么可怕的。但是，从某些局部、某些战术上形势对我不利时，也确实有点怕，怕因自己没经验给部队造成损失。具体说来有五怕：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误人子弟（一个兵从出生到参军，人民要花费许多心血，如果因指挥失误牺牲战士的生命，怎么向人民交待），四怕当戈尔洛夫（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司令，老保守），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有段时间我发现，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因此我很怕干不好，给毛主席和领导脸上抹黑。可工作一段后发现，怕与不怕也是相互转化的。开始怕，是因为心里没底，有了经验就不怕了。有时是开始不怕，傻大胆，打了败仗吃了苦头才怕起来。有时成功与失败会反复多次，稍不注意，胜仗之后就是败仗；败仗之后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办事，就可能又打胜仗。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按客观规律去办事，才能少吃苦头……”
听到这儿，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主席这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赶忙说：“主席，我说的很不成熟，让你笑话了。”
主席笑着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雷呀，我看你下部队锻炼没有白去，有收获，你说的是心里话、老实话。我也有害怕的时候。如果什么都不怕，那是靠不住的，不是吹牛便是空洞的乐观主义，是对工作的不负责。我们现在是胜利者，权力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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