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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起感受历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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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我中央军委与王以哲六十七军订立的抗日停战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同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表示，此次兄我双方虽系口头协定，但因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
3月下旬，刘鼎由上海到洛川出任我党驻东北军代表，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团结。刘鼎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曾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3月27日，毛泽东听取了李克农出使谈判的汇报后，在山西省石楼召开中央会议，认定张学良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谈判的态度是诚恳的，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偕同李克农等赴延安与张会晤，以促成在抗日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两方更全面、更密切的合作。
4月9日，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等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里举行秘密会谈。双方重申了洛川谈判的口头协定之后，张学良即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因为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掌握着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财政、外交大权。当前的问题是要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张表示，如果蒋介石降日，他一定另作打算。并说眼下他正为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而焦虑，切望我方帮助。周恩来答应用办训练团的办法帮助培训干部（后来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叶剑英等为教官，训练了团以下的抗日军官），并愿把联蒋、逼蒋抗日问题带回中央，待与党中央毛泽东商定后再复。周恩来针对张学良对人民力量认识不足和缺乏抗战胜利信心问题，以红军为例，反复向他讲明了人和武器装备的关系，告诉他发动、依靠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道理。周恩来的一番话，提高了张学良对人民力量的认识，坚定了张学良抗日的决心与信心。此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收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此后，毛泽东为更有力地进行对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决定由周恩来统一负责接洽并指导这项工作，并将这个决定电告张学良、王以哲。
6月20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之变为红军的友军。方法是说服、解释，不搞阴谋诡计。对受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不能排除军事打击，但这种打击，不是消灭它，而是为了争取它。强调争取整个东北军，要从上到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上层统一战线具有特殊意义。
8月上旬毛泽东应张的要求，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东北军协助开展工作。
9月18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局部停战协定。
9月22日，毛泽东签发了红军与东北军抗日救国协定。两方面军队，从此经常一起联欢、看戏、互赠礼品，化干戈为玉帛，改昔刀枪对峙的疆场，为今结抗日友谊的舞厅。
10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督促内战。张学良置“剿共”命令不顾，于11月27日发了《请缨抗敌书》，向蒋要求厚集兵力，北上抗日。这标志着我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胜利完工。
第二部分第45节 王辅一回忆新四军（1）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新四军组建的过程中，始终得到毛泽东的指导和关怀。笔者根据多年来接触到的史料，对毛泽东指导、关怀新四军创建的情况作一初步的探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9月中旬，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了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然而此时，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由于同外界失掉联系，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变化，不知道中共中央关于政策的调整，仍在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派人同南方各地的红军和游击队联络，并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让他们根据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进而把他们组建为一支整体力量，是当时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一个紧迫的问题，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卢沟桥事变前几天，中共中央军委确定调原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原红一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萧望东和张体学、程启文等4人去鄂豫皖边游击区工作，以加强那里的红二十八军的领导力量。毛泽东特意接见了郑位三、萧望东等人，专门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政策调整的情况，要郑位三、萧望东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向红二十八军负责人高敬亭传达并组织贯彻。
对于调红二十八军去工作的干部，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除萧望东来自中央红军、有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外，其他3位原来都在鄂豫皖边区工作。张体学、程启文过去就是高敬亭的部下，同高敬亭关系密切，且张体学和高敬亭都是河南省新县人。郑位三、程启文是新县的邻县黄安（今红安）人，黄安是高敬亭经常战斗的地区。这就便于他们到达后展开工作。
郑位三、萧望东等稍作准备，于8月动身，绕道江苏、安徽、湖南，9月上旬到达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向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指战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时局的分析和关于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红二十八军部队应整编为抗日武装等指示。他们还向高敬亭介绍了红军的历史、长征的经过和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帮助扩大队伍，整训部队，起到很好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还要有关部门挑选合适的干部去其他游击区联络。其中，原红七十五师政冶部主任王集成，是福建省上杭人，七七事变后奉命返回闽西，找到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导的闽西红军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分析和党的政策调整，参与了部队的整编，任新四军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原红二方面军营长张秀，是江西省永新县人，七七事变后被派往湘赣边游击区，参与了部队整编，后任新四军第二团的营长、团参谋长。
从1937年9月起，各游击区就停止武装冲突等问题，陆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9月下旬到10月初，毛泽东或同张闻天一起，根据各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情况，致电正在南京、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秦邦宪（博古）、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及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张文彬（化名南杰），要他们速派人去寻找项英、陈毅，向他们传达党的方针。提出同国民党谈判时的注意事项。秦邦宪、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的电示，派顾建业（原名顾玉良）到赣粤边游击区找到项英、陈毅，带去了党的文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顾建业还陪同项英由江西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与秦邦宪、叶剑英会面。之后，项英迅即转赴延安。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同南方各游击区的联络速度是不一样的。到1938年1、2月间，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组建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策，才由项英、陈毅、张云逸、曾山等传达到多数游击区。由于事关重大，曾山又于1938年2月下旬亲赴浙南，向刘英、粟裕传达，并一起研究了贯彻落实的问题。
同各游击区取得联系，体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关怀，为他们实行战略转变，进而组建为新四军，形成巨大的整体力量创造了条件。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确定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但具体编组原则，到当年12月才确立下来。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新四军的编组原则时，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并同意项英向会议提出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后，确立的编组原则主要有两项：其一，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大部分要下山集中，主力要到抗日前线去，以增强抗日力量，并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各游击区应留一少部分武装坚持，以求得将来的发展。其二，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确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负责领导东南各省党的工作；同时，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
在同一天，毛泽东、项英在致叶挺的电报中指出，新四军的各级领导干部配备，“不要军何（按：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人”。就是说，新四军的干部配备，均由共产党方面负责，不允许国民党方面插手。这就为在新四军部队中建立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至于新四军的具体编制，有一个谈判的过程。193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提出，新四军应“编两师四旅八团”。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在致叶挺电中又提出设两个纵队、七个支队。但当时均没有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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