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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下台内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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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的争论，成为新党成立的催化剂，也成为新党成立的舆论准备。正如赵少康所说，本来对国民党中央还抱有希望，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发展眼见是一言堂的局面，国民党已不可能接受任何改革意见；“新国民党连线”在党内权力结构中寻求发展空间，进行体制内改革已成幻想，我们是被逼上梁山，既然上了梁山泊，就需要有个寨子。国民党部分元老得知此消息后，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予以阻止。在他们看来，李登辉已经决心走“独台”路线，对主流派来讲，正要把非主流派赶出国民党去，“新国民党连线”的出走未尝是坏事。
1993年7月28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党日，“新国民党连线”秘书长李胜峰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将不参加国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并拟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脱离国民党另立新党。8月10日，“新国民党连线”核心人物、“立法委员”赵少康、郁慕明、李庆华、周荃、陈癸淼、李胜峰等，在“新国民党连线”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组建“新党”。“立法委员”王建煊也在会上宣布加入新党，并以上述6人一起担任发起人。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立法委员”张俊宏和一些新党的支持者到会祝贺。
周荃在会上宣读了新党“组党宣言”和“基本政治主张”。新党在“组党宣言”中说：今天，小老百姓要发言——大家不甘心于国民党、民进党之间只能两坏取其轻。我们有权从“投一票给国民党不甘心，投一票给民进党不放心”的矛盾中，投出有用的一票来唤醒两党的金权梦、执政梦。新党还提出了壮大“中华民国”、三党合作避免台湾被“出卖”、直接民选“总统制”、保障人权、“国防”科技化、反贪污、反金权等“八大政治主张”。周荃表示，新党的目标是“革新政治，安定政局，制衡两党”；新党的方针是“以国会为中心，以民意为导向，以选举为手段”；新党的组织是“不设党主席，只设召集人，不设基层”；新党的入党方式是“不必宣誓，不交党费，认同理念”；新党的反对目标是“反台独，反腐败，反特权”；新党的理念是“认同三民主义，追求政治民主，发展两岸关系”。
8月22日，国民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新党轰轰烈烈地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58位发起人，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学者、文化界人士、中小企业负责人、劳工、残疾人士及民众代表。8月25日，台湾第74个政党——新党，正式在“内政部”登记。
新党的成立，在台湾地区的政坛上引起较大的震动。被排挤出中常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为李登辉漏提为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而闹得满城风雨的许历农，公开发表文章，认同新党的理念，为新党鼓劲叫好。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成立的国民党内次级团体“新同盟会”，集结了一批非主流派人物，其中有郝柏村、李焕、蒋纬国、许历农、梁肃戎等人，也有各军兵种的代表人物，许历农出任名誉理事长，冯沪祥任秘书长，“新同盟会”则无疑成为新党的“天然同盟者”。
新党的出现，随时都可能起到削弱国民党的作用，同时也会导致许多对国民党不满又不满民进党的选民转向支持新党，岛内政局和力量对比因此出现新的变数。当然，新党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新党是从国民党非主流派脱胎而来，所以带上了“外省人党”的胎记；新党现有的基础是在台北等都会区，所以带上了“都会党”的印痕；新党强烈反对金权勾结，所以开展政治活动所需的巨额活动经费和不断攀升的选举费用成为沉重的负担；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是建立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立的基础上的，如果国、民两党合流则新党的“关键性少数”成为“无用的少数”。
新党的诞生（2）
新党一成立就活跃在台湾政坛。一是在公职选举中的竞争力稳步上升。在1993年底县市长选举中，新党获得554％的选票，跨过5％的政党门槛。1995年底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得票1295％，1996年初第三届“国大代表”选举中得票1367％，由建党时的6席“立法委员”，增为21席，“国大代表”有46席。在1998年底的选举中，也有11席“立法委员”。二是随着选举的历练，组织机构与党员人数不断发展壮大，高峰时曾建有10多个党部，建立起100多个大小不等的义工团体，党员人数达到7万人左右。三是新党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新党被冠有“外省党”、“北部党”、“都会党”的帽子，经过新党的努力，影响逐渐扩大，尤其是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成功跨过有台湾政治南北分界线之称的浊水溪，在桃源、台中、高雄抢滩成功，在中南部及外岛地区均有发展。
新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新党的理念与主张，在李登辉主导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二是广泛联合对国民党和民进党不满意的政治势力，整合第三势力，特别是联合被李登辉排挤出国民党的林洋港、郝柏村、陈履安等重量级人物，发展支持群体。三是灵活运用选举策略。新党核心成员如赵少康、王建煊、郁慕明、陈癸淼、周荃等是国民党多年培养出来的精英骨干，专业知识、民意基础、社会声望均属一流。他们善于谋断、灵活运用策略，为新党赢得选举提供了保证。
新党的成立和发展，因与国民党“票出同源”，直接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对以职业团体和军眷人员为主的所谓“铁票部队”的支配力也逐年下降。在1993年县市长选举中，台北市的眷村票至少流失七成。此外，新党“反急独”、“捍卫中华民国”的信念冲击着民进党的“台独”诉求，民进党内激烈的政策路线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新党的影响。因此，新党曾经成为左右台湾政局的重要力量，台湾政坛上组成了“一大一中一小的三党格局”。
然而，新党历经1995—1996年的发展，便因政治诉求失焦、内讧不断等原因逐步陷入泡沫化的危机。
一是诉求失焦。高举“反台独、反黑金、反李登辉”大旗的新党，在成立之初吸引了大批“反李、反台独、要求统一”的选民支持，并在1995年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一举夺下21个席位，成为“立法院”中的关键少数。但是1997年后，为了拓展中间票源，新党主要政策出现混乱，如为了凸显关键少数的作用与民进党在“立法院”进行“策略结盟”的举动，使其反“台独”的色彩有所减弱。新党“10人小组”于1998年2月提出所谓的“一中两国”概念，引起党内有关两岸政策的路线之争，使新党的支持者无所适从。
二是内讧不断。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面前，新党一再出内讧，不仅创党元老之间因权力分配不均而矛盾逐步公开化，创党元老与新生代之间由于从政经历以及党内地位不同也不断产生矛盾。互相叫骂式的内斗使新党团结、清廉、战斗力强的政党形象大打折扣，一些原先对新党抱有希望的支持者也开始由希望变为失望，逐渐回流国民党。新党的民意支持度也逐年降低，由1996年的10％逐步下滑到1999年的3％—4％。
三是票源流失。在2000年3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新党在“反扁恐独”的心理下，公开号召新党的支持者全力支持独立参选人宋楚瑜。以宋楚瑜为党主席的亲民党成立后，不仅新党的部分公职人员为了政治出路等原因，纷纷投靠亲民党，新党苦心经营的选票与地盘也有全盘被亲民党接收的危险。亲民党为了自身的发展，不断争取新党优秀人才，进一步加剧了新党的泡沫化危机。
总之，新党的出现，是李登辉制造国民党内恶斗的结果，是国民党分裂、全面走下坡路的开始。
党内大老出走（1）
国民党第二波分裂潮出现在第一次直选“总统”时期。“总统”公民直选是李登辉的既定方针。他通过“三阶段修宪”，定于1996年3月举行台湾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
和早年做学问时认真严谨一样，李登辉在政治改革上当然也是深谋远虑。作为台湾地区的一位政治活动家，他不会轻易对某一政治体制进行无意义的修正。他之所以极力主张进行“公民直选总统”，是有多种政治考虑的。
对岛内，完善政党政治制度。李登辉上台后，看到各界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往日存在的蒋家父子独裁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看到最易在社会上获得民心的，也是修正、取消以往的专制体制。李登辉为学者起家，本身没有蒋经国推行专制独裁的资本，还不如结束专制制度，实施“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的基本要求，则是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所有行政长官和“民意代表”的直接民主选举。因此，李登辉要搞“宪政改革”，必须在逐步调整政治机构的同时，实行“公民直选总统”。其次，即使继续实行“国大代表”间接选举“总统”方式，也和第一届“资深国大代表”时期大不一样。在改选后的“国大代表”中，国民党籍“国大代表”不会像以前的“资深国大代表”为蒋经国背书那样，为李登辉当选“总统”承担义务；在野党籍“国大代表”更不会选举执政党的候选人出任“总统”。也就是说既然“国大代表”选举“总统”也要冒风险，还不如直接由选民选举，因为国民党在动员、组织、调动选民方面，毕竟要比在野党更有成效。只要当选“民选总统”，行使权力时力度大增，可以“民意”挡住在野党的进攻，让在野党失去攻击的着力点。既有利于扩大自己的权力，也有利于为由“当然执政党”向“选举型政党”转化的国民党争取时间。在已经实施47年貌似民主实为专制方式选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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