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帝国-第2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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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以后赵刚灭满清，破日本的时候，杨度这才有些后悔，马上跑了回去，可赵刚当时却不想见他，不为别的，只是因为鄙视杨度人品。晾了几个月之后，怕伤了其他人的投奔之心，最后还是给了杨度一个闲职。

在卡诺里文章发表的同时，杨度大喜，他这一门本是传自之王恺运，就叫做登龙术，这个门派历来是在草莽间挖掘天子，然后谋取自己的利益，最是厉害不过。

只不过赵刚却是一个异数，当真是不爱做皇帝。这让杨度也是无法，这次见赵刚有点做皇帝的意思。立刻上门推销其自己地登龙术来。

赵刚虽然对杨度有意见，不过爱惜他人才，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帝制的机关：

“作一机构，让世人知道，我并无心帝制，以正朝野视听。”

杨度故作正色，竭力推销道：

“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且有学术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他又反复推论，词气颇激昂。最后，赵刚还是没有答应：“此事绝不可为

杨度无奈退出，还不死心，便借口受赵刚之托，串联了孙毓筠、李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于814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孙毓筠，近代资产阶级政客。字少候。安徽寿州（今寿县）人。对于帝制不甚了了，当时推翻满清之时大呼“共和战胜君主！”一幅共和党姿态，现在又翻来做一幅君主党面孔。让人不齿。

李和李和近代资产阶级政客。湖南安化人，字柱中，号代钧。曾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先后参加华兴会和光复会。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u｜：｜L动。其人在上海颇有实力。

胡瑛胡瑛者，本名宗琬，字經武，紹興人也。不过是一个充数地人，被杨度拉来，应从六人之数。

刘师培刘师培于清末已变节投靠两江总督端方，充当密探。因志行丧，为知识界所不齿。

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名流，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新中国成立后，并不反对赵刚做总统。赵刚对严复也颇重视，先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

严复列名筹安会，但严复却不肯动笔鼓吹，推波助澜。这不是因为他不赞成帝制，而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列名其中。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余四人都是被拉来装点门面的。

不久，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在石驸马大街设立事务所，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此外还有名誉理事和参议若干人。

在筹安会宣言里，杨度引述了卡诺里的谬论以后说：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生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芶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除宣言以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又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新中国制度之不同》等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地轩然大波。他们的文章五花八门，象样的却极少，其中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虎公）可算是有代表性的一篇。

据说，《君宪救国论》早在19024月间就已定稿，呈送给赵刚。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赵刚的欣赏。赵刚阅后冷笑数声，并提笔疾书“狂妄”横幅赏赐杨度。这个待遇与杨度师傅王恺运差相仿佛。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才能致富强。他无视革命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把革命以来所造成地混乱无限放大，硬说成是实行共和的结果。

他杜撰了两个论据，妄图证明只有实行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大意是说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按照杨度的论据，仿佛赵氏之所以专制是因为共和的缘故，只有把皇冠奉献给赵刚，才能换得宪法。这种骗人地逻辑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其二，和卡诺里说的一样，认为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这种言论也是帝制派持之最力的。他们把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当成中国国情地一部分，认为总统选举会扰乱人心，不合中国国情，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

第九卷　盛世卷

第十九节　…　巡检做天子　三

的出现，误导了大部分人的思想。虽然筹安会挂出“学理讨论”。但杨度作为一个政府官员（高级监察官），他的特殊身份让人以为这是政府默许的。

杨度也是没有办法，搞这种政治投机，可不是轻松的事情。一旦搞砸了，那可就是遗臭万年，就算是搞好了，也不过是一个劝进的功劳。不过杨度也顾不上了，如果赵刚不搞帝制，那他的帝王学就一点也施展不开，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杨度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的太监而已。

随着杨度的一番提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自治区内，恢复帝制的人纷纷著文或写信声援筹安会，对其理论进行补充完善。开始这些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二类，

一类既讨好筹安会，顺便讨好赵刚。他们认为筹安会不过是赵刚帝制自为的舆论工具。这些人大都是前朝的遗老遗少，如上海的帝制盟发起组织“帝制维持会”，发表“维持帝制国体宣言”；等等。

另一类则仅仅支持赵刚，不涉及筹安会，而且有不少函电是直接给赵刚的，要求他下令取消筹安会。这些人大都是进步党人或比较明智的北洋官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虽然同意赵刚称帝，但是以为赵刚应该与筹安会分开，大部分人则是从策略考虑的，在朝野一片赞同声中，他们认为赵刚只需静观其变，等到水到渠成之时就行，筹安会这种行为。有点过于直白，让天下人笑。

把而把矛头仅对准筹安会。一般来说。他们的主要论点是：新约法规定开明专制，赵刚已握有极大地权力，由此便可以致富强，与皇帝无异。如果只是改换名字，必然要“动摇国本”。

当时报刊上这类言论颇多，尤以汪凤瀛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和严复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两文著名，皆传诵一时。理论上筹安会的成员。严复是被杨度蒙在鼓里的。因为杨度忌惮严复名声太大，作为旗帜可以，作为主帅则不行。

所以，严复的这篇文章就写的异常犀利，一方面是给出态度，筹安会与严某无关，另一方面是给赵刚一个台阶，顺便断了筹安会的后援。

严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于9月3日发表在。。《京报》中文版上。次日。《国民公报》转载。接着上海《时报》、《申报》、《神州日报》也相继于6日刊出。7日，天津《大公报》转录。101日，昆明《觉报》全文转载。

这样，此文便很快传遍全国各大城市。该文共万余言。一开始严氏就表示，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他说：

“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吾侪乎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国体与政体本截然不相蒙。谓欲变更政体，而必须以变更国体为手段。天下宁有此理论！”他指出，所谓“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

对于所谓“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地说法，他认为“此诚有然”，但按照现在的制度，赵刚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其自由。他说：“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

严复在自己的文章中征引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说明：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替代，则君主制在事实上很难恢复。他说，共和制在中国曾酝酿近十年，实行已五六年，“当其酝酿也，革命家丑诋君主，比之恶魔，务以减杀人民之信仰。其尊渐亵，然后革命之功乃克集也。而当国体骤变之际与改变之后，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盖尊神而入牏之日久矣。今微论规复之不易也，强为规复，欲求畴昔尊严之效，岂可更得？”最后，他向帝制派呼吁：“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

严复作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自然不会把话说绝了，还是立足于劝说的立场，对筹安会谬论的批判不彻底，对赵刚也十分客气，但他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的态度是鲜明的。

由于严复的社会地位和他敢于公开讲出官场上一些人想说而又不敢说地话，因此文章发表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据当时报载：9月3日的“英文《京报》汉文部之报纸即日售罄无余。

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请求再版。后因物色为难，竟售至三角，而购者仍以不能普及为憾。及次日《国民公报》转录，始少见松动。

然《国民公报》因限于篇幅，不能登完，故四、五两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则见彼此见面即问：‘君有三号之《京报》否？今昨日之《国民公报》亦可。’

于是，此两日《国民公报》之销场比之三号之《京报》又加多，盖传播绍介之力速于置邮。如此直至六日，购者仍接踵而至，而该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