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门-巴乔自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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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最后一次训练。

　　１９８５年夏天，我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佛罗伦萨，当时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１９８６年初，我遇到了马尔德拉，他和我受了同样的伤，并在同一阶段动了手术，７个月后他就返回了球场。我向他打听原因，他告诉我，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按摩师叫帕尼。从此，我开始跟随帕尼，我们成为朋友，他的帮助对我的康复是不可缺少的。

　　１９８６年１月，我代表佛罗伦萨青年队参加了维亚莱乔杯赛。１月２６日，我首次坐在意甲替补席上。３天后，我在佛罗伦萨对乌迪内斯的足协杯赛中踢了１７分钟。过了１天，我在维亚莱乔对纽约太平洋队杯赛中踢了全场比赛，我们以２比０取胜，两个球都是我进的。

　　９月２１日，我终于参加了对桑普多利亚的意甲比赛，但４天后，我在训练中旧伤复发。１２月６日在对锡永队的热身赛中我试着上场，不料右腿半月板又一次受伤。在母亲的说服下，我回到圣艾蒂安医院再次动了手术。

　　虽然这次手术简单得多，但我非常害怕手术后醒来时与上次一样疼痛。手术后一睁开眼睛，我就对母亲说：“妈妈，什么时候做手术？”母亲回答说：“罗比，你看，手术已经做了，一切都顺利。”在我生命最美好的那一刹那，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将返回球场，我将所向披靡　



4。　　信佛与结婚
　　１９８７－８８赛季，我在佛罗伦萨踢了２７场比赛，进了６球。我的进球比较少，主要是伤痛作怪。我很少参加训练，上场比赛时往往１０分钟后就精疲力竭。我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开始信佛，这并非偶然。

　　１９８８年元旦对我是个有象征意义的日子。这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新生活的开始。元旦清晨７点半，我敲响了毛里齐奥的家门。他是我在佛罗伦萨的一个朋友，他是佛教徒，一直劝我皈依佛教。

　　我原来是天主教徒，小时候常去教堂做弥撒，但我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深，当我停止做弥撒时，我意识到这仅仅是我的一个习惯罢了。在毛里齐奥的一再坚持下，我对佛教产生了好奇心，开始羞羞答答地到书店找一些佛教书籍看，最后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决定试一试。

　　和许多人一样，毛里齐奥通宵达旦地欢度除夕，３个小时前才上床睡觉。他睡眼朦胧地开门说：“是你啊，出什么事了？”我回答说：“我必须开始信佛，现在，立即，如果你现在不答应，那就算了。”

　　毛里齐奥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说：“你疯了，应该把你绑起来。什么时候不行，偏偏现在？你脑子里有魔鬼吧。”他当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就在１９８８年元旦寒冷的清晨，我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停下。我每天至少打坐念经２次，每次至少１小时。在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我都从不间断。

　　佛教的基础是革命性的，讲因果报应，每个人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负责。当年受伤时，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轮到我？”佛教让你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人生就是苦谛。我身上伤病很多，很容易产生停止踢球的念头。但后来我明白了，生活就是挑战，佛教则教我不断地挑战。

　　佛教让我寻求觉悟，给我力量，帮助我避免迷失。举个例子吧，我在维琴察儿童队时，我们踢得很漂亮，有时会有千把人来看比赛，但最后踢出名堂的只有我。数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消息，我当时的一个队友因为吸毒而被捕。我很痛苦，为了这个朋友，也为了自己：又是一个人迷途了，而我未能帮助他。

　　迷途是容易的。如果没有佛教，我现在可能正在卡尔多尼奥和父亲打铁，或者更糟，沉迷于吸毒或其他恶习中。

　　在这个时期，安德蕾娜从卡尔多尼奥搬到佛罗伦萨和我同居。在伤痛的日子里，她对我也是个极大的安慰。

　　安德蕾娜是我儿时的邻居，我在１５岁时与她相爱。那是１９８２年７月２４日的晚上，我和朋友踢球一直踢到晚上９点半。安德蕾娜骑着摩托车３次经过球场，第３次她准备离去的时候，我取下她戴的一只戒指对她说，我要３个星期后才从维琴察回来，我戴上这只戒指，这样你不得不想我。

　　当我到维琴察训练时，我坠入爱河，不能自拔。当我回到卡尔多尼奥时，发现她也是如此。于是我们订了婚。那是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６日。

　　１９８９年７月２日，我和安德蕾娜举行了婚礼。７月１日，我为佛罗伦萨踢了对罗马的联盟杯资格附加赛，比赛结束后，我返回佛罗伦萨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回到卡尔多尼奥。晚上，我和一个弹吉它的朋友到安德蕾娜卧室的窗下唱了一晚的小夜曲，直到凌晨７点才睡觉。３个小时后，我们举行婚礼。我困极了，喜筵吃到一半，我已经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婚礼是在天主教堂举行，有人批评我说，作为佛教徒，我不该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个矛盾，我这样做是为了安德蕾娜和我的父母，他们很在乎这个。如果是现在结婚，我们不会在教堂举行婚礼，肯定不会。要知道，当时我信佛才一年多，家人都怀疑和反对，安德蕾娜也是如此。

　　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看到她在我后面念经，几乎是躲在那里。她已明白佛教对我的帮助。从那天起，她就没再停下来。打坐念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生活需要。　



5。　　我被出卖了”

　　　　1988－89赛季，佛罗伦萨获得了欧洲联盟杯资格。教练埃里克森对我很信任，我参加了30场比赛，进了15球。1989－90赛季，我在32场比赛中进了17球。虽然佛罗伦萨在联盟杯中打进了决赛，但球队在联赛中成绩不佳，为此几换教练。对我来说，这是个波动的赛季，我卷入了可怕的转会风波。

　　　　1989年夏天，佛罗伦萨老板庞特洛伯爵与尤文图斯老板阿涅利达成了我的转会协议。当AC米兰老板贝鲁斯科尼试图买我时，阿涅利回答说，巴乔已经是尤文图斯的人了。

　　　　我当时不知道这桩买卖，最重要的是，我不愿离开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接近了我，佛罗伦萨城非常美丽，球迷非常热情，我也结识了许多朋友。佛罗伦萨就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要离开？

　　　　1989年12月，我在佛罗伦萨买了房子，并开始装修。在我的要求下，我和佛罗伦萨的合同续签到1991年6月。当人们纷纷议论我将转会的时候，我对球迷说：“我将留在佛罗伦萨，我将把这句话写在城墙上。”我是真诚的。

　　　　当我逐渐了解事实真相后，我对庞特洛说：“我要留在这里，我可以少拿钱。”但他回答说，如果我留在这里，他将“胡作非为”，让佛罗伦萨只有降级的份。

　　　　没法和庞特洛谈下去了。1990年夏天，我到罗马偷偷地见了切奇？高里（注：后来成为佛罗伦萨老板）。我对切奇？高里说，我想留下，如果他购买佛罗伦萨，我将终身为佛罗伦萨效力。他答应与庞特洛谈这件事，但第二次见面时，他对我说没有希望，因为只有我走，庞特洛才卖俱乐部。如果我留下，庞特洛也将留下，佛罗伦萨将降级。我这下明白，我不得不走了。

　　　　说到底，不是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而是庞特洛伯爵赶走了我。我不是背叛者，我被出卖了。我的所有努力如同在与风车作战，一个人单枪匹马无法与一个体制对抗。当时还没有博斯曼判决，球员完全属于俱乐部。我无能为力，感觉坏透了。

　　　　尤文图斯是佛罗伦萨不共戴天的敌人。在1990年的欧洲联盟杯决赛中，佛罗伦萨的对手偏偏又是尤文图斯，这也是命运使然。我们输掉了决赛，我在比赛中也卖了力，但我的心情极坏，表现很一般。

　　　　1990年5月18日，在联盟杯决赛结束后两天，我转会尤文图斯的消息正式公布。转会费是250亿里拉（1300万美元），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媒体称我是“250亿里拉先生”。我在尤文图斯的年薪是佛罗伦萨时的3倍，我不在乎钱，但既然我必须走人，至少应该选择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于是我同意去尤文图斯。

　　　　在确知我走人的消息后，佛罗伦萨城爆发了，球迷对俱乐部发动了战争。我当时在家乡卡尔多尼奥，对电视和报纸上的所见所闻简直不敢相信。我是个爱安静、爱和平的人，现在却成为我所热爱的城市骚乱的起因。我只能独自流泪。
我累了，我再也没有力气与命运抗争。我妻子怀孕了，而且1990年世界杯也迫在眉睫。



7。　＂在世界杯上坐板凳＂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就要到了，气氛非常沉重。国家队集训中心在Cover…ciano，离佛罗伦萨只有一步之遥。远处可以听到佛罗伦萨球迷造反的噪音。情况如此严重，于是维奇尼教练决定将训练中心对观众关闭。我得躲在警车里进入集训中心，训练之余，我躲在房间里足不出户，打坐念经世我唯一的药方。　

我入选过老马尔蒂尼的意大利21岁以下队，也入选过佐夫的意大利奥运队。1988年10月，维奇尼把我首次入选国家队，但没有上场。11月16日，我首次在国家成年队露面。　

1989年4月22日，在难忘的意大利对乌拉圭的友谊赛中，我射进了一记任意球。罚任意球之前我心里很害怕，当看到球进网时，我非常欣喜。在国家队进球是我儿时的梦想。我想，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我的辉煌之日是1989年9月20日，在这场对保加利亚的比赛中，我进了两球，还有一次助攻。媒体普遍认可了我，给我打的都是8分。　

我和国家队球员关系良好，特别是未来的尤文图斯队友塔科尼和斯基拉奇对我很热情。我和维奇尼的关系也是真诚的。维奇尼总是说，我是意大利转会费最高的球员，要保护我避免受到外界的压力，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