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 作者:张洁-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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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鸡城实际建在坡上，北城墙便依塬而建，是个墙塬一体的山城。出南城门就是下坡，往坡下走三百多米就是渭河。山上有狼，不仅晚上，也不仅城外闹狼，狼们有时还会进城，肆无忌惮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
　　叶莲子亲眼见过被狼咬伤的难民孩子，耳部、腮部血肉模糊，他们一般住在城外无门、无窗、无遮挡的废窑洞里。
　　一九四四年日本人攻陷郑州、洛阳后，关中告急，日本飞机说来就来，随时都会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宝鸡城里扔个炸弹。
　　叶莲子无时不在担心，在街上东游西荡的吴为会不会遇见狼？西北的风又多，谁知道哪一扇伪楼会倒塌？她冷不冷？日本飞机会不会来空袭？……’小孩子既没有耐心也没有耐力，不过在街上冻了一会儿，吴为就感到冷得难熬，忍不住在墙外叫妈妈。
　　叶莲子听到吴为的喊叫，心就乱了，连忙跑出去，给蹲在墙角的吴为搓一搓冻得黢紫的脸蛋，擦擦她的鼻涕，暖暖她的小手，吴为就觉得她的等待变得非常美好。
　　住惯了英国的陆太太，“扬”着英国式的脸子（这种脸子，尤其在早年的英国黑白片里常常看到），说：“顾太太，你该知道，对你我们是没有义务的，如果你再在工作时间里做其他的事，我们恐怕就更无法忍受了。”
　　叶莲子无地自容。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在英国住了很久的陆太太，除了对在英国生活过的人，谁也看不起。
　　陆太太进步归进步，抗战归抗战，就像宋美龄也抗战一样，这不等于她有共产意识或平民意识。
　　尽管陆太太很英国地表示了对叶莲子的不满、轻蔑，根本不知道英国为何物的吴为，还是看出了藏在英国教养后的冷酷。她不明白，她的玩伴陆虎、陆豹和陆燕的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
　　再看看妈妈的脸，知道妈妈受辱是因为自己，决定此后再不让妈妈受这样的侮辱，也从此不再到陆燕家去玩耍，虽则他们有时还会给她一块极其罕见的巧克力。
　　当陆先生对邹可仁和顾秋水承诺，找到工作更好，找不到工作也会有叶莲子和吴为一口饭吃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法律上的契约或是合同。
　　习惯于西方企业管理机制的陆太太，深恶痛绝叶莲子公私空间混杂，上班时间竟跑到外面照顾孩子，所以“工合”遣散时，叶莲子第一拨儿下了岗。
　　她的深恶痛绝无可厚非，这种大锅饭的弊病，日后果然是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碍。
　　吴为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伙伴，那个在欧洲出生，总是穿着一条英格兰呢裙，一边摇头晃脑、一边唱着《杜鹃花》的陆燕——
　　淡淡的三月天，
　　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杜鹃花开在小溪旁，
　　多么美丽呀，像村家的小姑娘，
　　像村家的小姑娘。
　　去年村家小姑娘走到小溪旁，
　　和情郎唱支山歌，
　　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
　　今年村家小姑娘，
　　走到小溪旁，
　　杜鹃花谢了又开呀，
　　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
　　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
　　遥望那烽火的天边，
　　哥哥你打胜仗回来，
　　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
　　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只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陆燕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知她是否从父亲的遭遇上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反正是毫无留恋地断了气。当她终于逃脱“革命”对尊严的侮辱时，是否会像小时那样，淘气地跳着脚、拍着手，哈哈大笑？
　　在昔日的一张照片上，陆燕头顶一个与脑袋不相上下的大蝴蝶结，圆瞠着一双愕然的眼睛，不知在那一瞬看见了什么，让她惊诧不已。
　　不论上代人的过节儿还是后来的社会分类学，到底与她们何干？吴为反正是失去了那可爱的玩伴。
　　陆先生于一九四七年最后撤离“工合”，转而在日内瓦联合国难民局任远东事务顾问。
　　那时候周恩来和陆先生还是朋友，问他道：你辞掉了联合国的职务吗？
　　他说：没辞。
　　周恩来说：别辞，我们还没有参加联合国，但上海还有联合国的驻华办事处，你不妨去那里工作，将国际难民输送出去，以减轻我们的负担。
　　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前夕，陆先生本有机会去台湾。台湾方面也有电报、信件，往还于日内瓦之间。
　　但陆先生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返回大陆。之后，联合国秘书长任命陆先生为联合国上海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他从天津运走两千多名国际难民（因国际船只不能进上海），工作告一段落后回到了北京。
　　一到北京，有关方面就派他到革命大学学习，以他的历练，一眼就明白是让他交代历史问题。
　　再想见见当年的朋友周恩来，难了。后来根本就见不到了。
　　不过他不该那样感叹：我不再是朋友了。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会见每一个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不论那位朋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了多少工作。如果他继续会见每一个帮助过共产党的朋友，还如何处理比会见朋友更重要的国家大事？
　　不要以为什么党派也没参加过，一九二三年就人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东北同乡会主席的陆先生，交代起历史问题就能轻易通过。
　　陆先生的复杂还在于一九二九年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对英格兰、爱尔兰、丹麦的农民合作运动颇有研究，认为用“和平过渡”的办法解决农村问题才是最好的途径，与毛泽东用“暴力行动”解决农村问题唱了一个反调。虽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正是用“暴力行动”解决了农村问题，但陆先生还是不肯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
　　他一再声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他放弃了在英国读博土的奖学金，毅然回国参加了他．所谓的革命。可是在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名篇里，主角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教务长，却留任陆先生为学生辅导委员会主任。
　　陆先生不但动员学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自己也脱去英国西服，换上对襟大袄，和学生们一同奔赴河北农村，与农民办起了棉花生产合作社。
　　如果翻阅燕京大学一九三二年的校刊，还可以在校刊上查到有关此行的报道。
　　至一九三七年，竟发展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参加这一工作，联合了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影响非常之大。可他一再说明的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使知识分子认识到与工农结合是社会的大趋势，而不是别的理论使然！
　　
　　12
　　
　　贴着地皮，顺街飕飕窜来的冷风，偏偏到了吴为这里还要狰狞地拧个旋儿，毫不留情地把她身上那一点点温暖拧走了。
　　雪花纷飞起来，她的头发和衣服也就湿了。她真渴望一点火。可是，她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盒可以安慰自己的火柴也没有。不，她不能叫妈妈，不能。陆太太瞪着妈妈的眼睛，比在地皮上狰狞地拧了一个又一个旋儿的冷风还冷酷。她从墙角里站了起来，在街上遛了一遛，鞋子很快就湿了。她跳起来，跺一跺僵冷的脚，可是这样一跳她就更饿了。
　　往手上哈点热气吧，从嘴里哈出来的气也是冷的。
　　怎么没有人到街上来呢？要是街上多一点人，可能还不那么冷了。她盼哪，盼哪，半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五十多年前，中国不过“四万万同胞”。西北又是偏远的，而西北的一个小山城，地界更荒凉，人口更稀少。街上本就行人寥落，更不要说在冬季。吴为在街上半天没有看到一个人该是正常的，好比陆先生为兴办农村生产合作社，联合北大、清华、齐鲁、南开等著名大学，发动了二百四十多名大学生就成为壮举，可在二十世纪末，哪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也不止二百四十多。
　　噢，有了，可有了，有个人打着伞过来了，吴为捂着脸儿凑上前去，希望那人能够瞄她一眼，要是再对她说句什么话就更好了。可是雨伞遮着那人的脸，他没有看见这个往前凑的小女孩。
　　还要等多久妈妈才下班呢？
　　吴为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不过在街上流浪了几小时，却感到好漫长、好漫长。那街上的严寒，也就一同没了尽头。
　　冬季什么时候才能完？
　　每天早上，当她看到窗纸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总想对着那个渐渐到来的白天大哭一场。可是她不能哭，她要是哭了，妈妈怎么办？妈妈不上班，她们就更没有饭吃了。
　　她越来越无法对付那日复一日、无尽无休而又不可抵挡的严寒了。她对严寒产生了一种与绝望相杂的恐惧，她垮了。
　　她那个尿裤子、尿床的毛病，并没有好彻底，一旦面临崩溃或是极度的恐惧就会复发。
　　当一个比一个更严寒的日子来临的时候，她就只好尿裤子。
　　她的裤裆外面，常常结着一层细细的冰碴儿。
　　下班点一到，叶莲子就冲出“工合”大门。她总是先去摸吴为的裤子，一摸一手冰碴儿。爱哭的叶莲子，一面无济于事地搓着吴为冰凉的屁股，一面眨巴着眼睛里的泪问道：“告诉妈妈，冷不冷？”不只吴为的裤子外面结了一层细细的冰碴儿，连她的嘴巴和意识也像结了一层冰碴儿。不论叶莲子说什么，吴为都是一副解不开冻的样子，不予回答。
　　叶莲子赶紧拉着吴为回到宿舍，为她换下尿湿的棉裤，再忙不迭地端着茶缸，到食堂买饭。
　　那只白色的搪瓷茶缸，称得上是非同寻常，不但不甘寒碜地在杯口为．自己点缀了一圈亮蓝，还兼起饭锅、水壶、洗漱、饮水、盛具等重任。
　　每当叶莲子端着那一茶缸颜色不明的熬菜，冰凉、掺杂着草棍儿细沙石的米饭，或一咬一嘴牙碜的杂面馒头回来时，总是等不及跨进门槛就对吴为说：“看看，饭来了。”那口气就像在说“法国大菜来了！”
　　然后她点起炭火炉子热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