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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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正撰拙文半载，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拜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向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课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多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两千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争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两百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两百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的。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地「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个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个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这便是「甲午战争」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做「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和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词语）。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过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中，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的，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件（一八五四），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他向洋商买了一条四百三十吨，名叫「孔子」（Con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子」。后来那个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子」了，他把「孔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子」太胖大了，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子」。
总之早期的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八？一三」、「一九三七」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后，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的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厂」（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造船厂」和「金陵兵工厂」的起源了。等到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得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同治九年（一八七O）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员来华，要求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得其所偿的大部分之后，条约墨迹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桥登陆（一八七四年四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六千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二十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常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及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八七五年九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的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一八七九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一八八二年及一八八四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是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北京，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转为国内建设，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颌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颠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为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四十八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沿海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吏，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无提督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