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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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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火借风势，呼呼地向前翻滚着层层火浪，吞卷着林边的荒草和小杨树林，我们都奋不顾身地顶着火浪上前扑打，人人手脸灼痛。但在这抢救国家山林的紧急关头，人人都甘愿赴汤蹈火，不惜一切。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将这一线的火头扑灭。
这时，大家才觉得口干舌苦，嘴唇干裂，内衣和绒衣几乎都汗湿了；还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眉毛和额上的头发都被烤焦了。但当队长命令移师另一处火线时，大家二话没说，立即操起大锯、镰刀。斧头疾步跟进。
在一条山沟里，我们紧赶了十多里路，来到了一处正被大火吞噬着的森林边缘。树高风大，不是小小的桦树条。杨树条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怎么办？队长命令一部分人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森林边缘尚未着火的大树锯倒，另一部分人（女同志在内）也以最快速度，把这两三百米宽的山沟中的荒草灌木统统割倒，并将其堆成若干小堆，让人看着焚烧掉，打出一条防火隔离带，以防山沟另一边的森林也着火。
大家立即分头动手，不到半小时，就打成了一条一千多米长、两三百米宽的防火隔离带。
这时天色已晚。别处的火势也都被850农场的其他各路救火大军扑灭或隔断。总场指挥员命令留下少数人在隔离带防守，其他人才纷纷往回开拔。这时我们感到全身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我们在国家的大片山林将毁于一旦的危急时刻，义无返顾地勇往直前，使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指导员不胜感叹。说句良心话，这个队的队长、指导员之为人正派、待人公正，是我们在云山畜牧场所少见的。
二
6月，我们到云山畜牧二队于老本行：先打五花草再打小叶草。
这时，我们才又见到了令人怀念的刘文同志。
他已成了‘牛脑'，每天赶着一群瘦骨嶙峋的黄牛到草原上去放牧。看上去他和他的牛一般瘦：两颊深陷，颧骨更高了！
“呵，伟大的时代！”在这“伟大的时代”，有良心的人几乎都遭罪或都濒临遭罪的威胁！
我们这群人的体质也大不如前了。我本人日渐消瘦，时常头晕。被爬犁夹伤的左小腿一直隐隐作痛。在第一生产队时，请那里的医生给我针灸，针一拔，就冒出一股乌血。医生说，腿骨虽未断，但腿骨和肌肉遭到极其严重的挫伤，又没得到及时的治疗与休息，其后遗症不是短时间能够消除的①。新华社著名军事记者闰吾从北京给我寄来了同仁堂的狗皮膏药，我一连贴了好几张也不见效。
①直到本书定稿时，38年过去了，此伤痛依然存在，与1947年冬天苏北盐（城）南战役的冻伤和1954年春天越南奠边府战役从马摔下来的跌伤同时隐隐作痛。
口粮也日益减少了。过去尽饱吃，我最多一个月吃过148斤，后来一下定为每月72斤，就得到大豆地里挖田鼠洞，“收缴”它们攫取的大豆作补充①。继而又定为每月63斤、54斤、48斤、40斤，肚子越来越空，抡起大钞刀的劲头就大为逊色了。
①本班派出挖鼠洞的原海政文工团的杨川林同志，发现一些较大的鼠洞内也有“建筑学家”和“数学家”：洞内通道虽然弯弯曲曲，但大体上进出多口，道路纵横，“居室”、“厕所”、“粮仓”齐全；“粮仓”还分单粒豆荚仓、双粒豆荚仓、三粒豆荚仓，一个洞子能弄出好多斤豆子，真是有趣。
打草中途，我们奉命到“三间房”、“五间房”第三生产队割麦子，参加全场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把刘文指导员和原来场部一些领导搞下台的云山畜牧场新领导，经常拿着小镰刀在我们的身后和左右指指画画地进行“督战”。他们和朱麻子、尹队长等人一样，从不说鼓舞人心的激励话。他们的口头禅是：
“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
北大荒的季节是春季来得晚，冬季来得早。每当7月底8月初抢收麦子的时候，才是它的“霉雨”季节。一天，又一场大雨谤沦。马车送来了午饭，武副书记和张副主任也不准大家吃饭，强迫大家在雨中光着脊梁弯着腰，吭嗤吭嗤地向前割，连腰也不能直一下。可是大家从两点钟起床吃罢早饭下地，干到中午12点已干了9个小时了。而他们自己，则穿着从日本进口的漆黑的塑料雨衣，还打着伞，空站着挥舞着小镰刀，对我们大嚷大叫：
“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地里！”
听了这种奴隶主对待奴隶般的训斥，很多难友怒火中烧。“我们真的成了‘顶着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有的难友说。
有些难友实在力不可支了。看神色，就是立刻把他们拖上断头台，他们也不能再干了。他们索性就坐在湿漉漉的麦茬地里听任雨淋。那个副书记，立刻抓住这机会，把我们所有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又恶狠狠地说：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的原机关还管得了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完全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你们日后能不能摘帽子，能不能回北京，全在我们的一句话！谁不服管，谁就是自讨苦吃！你们以为现在还能拿到的工资和生活费是铁打的吗？不是！绝不是！我们完全有权重新决定！谁不规规矩矩，还要乱说乱动，我们就可以给他‘升级'——给他换个更合适的去处①！！”
①意思是“去当囚犯”！
下午一点多，才让我们吃午饭，吃完饭又接茬干，一直干到天黑才让收工回住地吃晚饭。
北大荒的纬度高，夏季不到凌晨三点就天亮，晚上直到九点半才天黑。我们两点起床吃罢早饭就下地，直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吃晚饭，若再洗洗涮涮，至多只能休息三个小时。而且早饭与午饭、午饭与晚饭之间的各九个多小时，都得不停地干活，真是比最冷酷的资本主义还要冷酷。
按照这种冷酷的作息逻辑，如果是在北极圈内，盛夏的夜晚几同白昼，那我们就得日夜连轴转，除了吃饭，一分钟的休息时间都没有了！
三
麦收完毕，新上台书记兼场长，利用场部的有线广播喇叭，对全场所有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
“谁说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我看我们这里好得很！关内很多地方的老百姓，一天才四小两粮，人家照样建设共产主义！你们一天一斤多粮，还说吃不饱、吃不好？！我们做领导的，口粮定量比你们的少得多，可还吃不完哩！”
他说到这儿，广播喇叭下面的听众顿时发出一阵哈哈大笑声。“他们当然吃不完！”有人说。他们人人在云山都有家，可是人人都在场部的小饭馆里吃“包饭”——大米白面，大鱼大肉，每一片豆腐还得用油煎得两面黄；打猎队打到了野猪、狍子，先得归他们吃个够；偶尔打到了熊瞎子、梅花鹿，熊掌鹿茸之类的珍品，往往也是以他们的名义恭奉给他们的上级，剩下的也得先管他们吃个够，他们岂有口粮不够之虞？！他们与我们这些整天窝头咸菜连肚子都难得撑饱的人惟一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在享受着“共产主义大食堂”的“恩遇”，每人每月只交6元钱，此外就各走各的道儿，别如天壤矣！
这时中国已进入“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人民公社化”新时期！
他们逼着大家拼了命地干活，口号不是为国家多打粮、打好粮，而是“争取第一”，“向上报捷”。若问为谁“报捷”，为什么“报捷”，他们是难以回答的。
许多时候“捷”是“报”了，小麦、玉米、大豆都割倒了。却堆在地里脱不出粒，有好多只得等来春再说。风吹雨淋，霜打雪埋，兽损鼠耗，损失颇巨。待到来春，又大抢春耕，有的来不及脱粒，有的已无粒可脱，有的都已霉透了，只得统统付之一炬。场部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工作人员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说，1959年全场因此损失了1／3的粮食，而到手的又多半是霉烂变质的，磨出的面粉是“头痛粉”——蒸出的馒头黏乎乎、酸溜溜、又苦又涩，很多人吃了上吐下泻，头晕目眩。此外，每年冬天抽很多人上山伐倒的大批木头，有不少又运不出来，也只得任其腐烂虫蛀殆尽。国家不惜大量投资，满指望农场为国家增添财富，结果反成了大累赘！
我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颇在理。它不禁使我联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因为在任何事业上，倘若流氓一得势，事业都必定会破产。这原因，还是鲁迅先生分析得好：“本来它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本身的地位。及至本身有了地位，就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比如有一个人在没有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这就是因为他的目的本来如此。”
眼前的现实可不就是这样么？这种人有了权力有了地位，照样要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用凶狠的地主老财和资本家的方法来对待被他们所控制的人。
在这些无尽的悲凉与气恼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呈现出屡屡难绝的忧伤与失意。有人说，当年怀着崇高的理念而英勇献身的同志，今天换来了什么？难道就是那些攫取了他们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成果的人们，以“王公侯爷”自居？
还有人说：旧的三座大山是没有了，但一座新的大山的分量似乎也挺沉啊！
四
不平则鸣。
德国割草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和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说过：“免除一切乞丐式的谦虚，因为我相信自己对科学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小小的贡献。”我与一些难友从农场议论到国家，从农场的不当作为推论到全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说现在大谈马克思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完全是“乌托邦”；“人民公社”不是“应运而生”，而是人为地搞得大快、太早、太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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