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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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懔酥苎锏拿�，而且又从材料上反映出了这些群众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持如上态度的，既有党团员，又有一般群众；既有学者、编辑，也有行政人员和勤杂人员；既有老年人，也有青年人，而且他们的人数都“不少”。
　　上面也许感到这种“配合作战”的不力，8月12日，文化部特派来了一位副部长，来社作了动员报告，“宣告对冯雪峰进行斗争”。但斗争形势并不见好转，据《对冯的问题之反映》披露：
　　但仍有一些同志在态度上有保留，如某某某（团员）说：很痛心，冯在任何地方都叫人同情0某某某说，冯在生活作风上不像某某一样腐化堕落，这点可贵……某某某（团员）说：冯对革命贡献是大的，比周扬对人民有功，所以对周扬不服，并反对周在文艺界的领导，他犯错误原因在此，同时也不能因为他犯错误，就认为他的文艺思想全部错了；有些小青年仍觉得想不通，他生活作风很好，怎能如此？某某某（团员）认为冯是错了，但某部长说得好，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某某某（党员）说，冯在整风中贯彻了大鸣大放的方针，说的话至少是符合了我的思想情况……
　　这些同志的发言，在当时反右的背景下，有点“肆无忌惮”。但他们都属于“左派”或“中左”，上级似不好追究言贡。至于“右派”和“冲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是不便录入的。原出版社副总编辑、“右派分子”聂绀弩，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时，就说过这样的话：
　　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至于冯雪峰被定为“右派骨干分子”在全国的反映，可以说是造成了“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声势，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大都在版面上获得了“双头条”的显要位置，然而不少是凑热闹的应景文章，“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纪念雪峰》）。不少作家却忧愤交加，杜鹏程在《回忆雪峰同志》中曾追忆了他和柳青当时的心情：
　　记得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我和柳青同志奉命去北京开会……大会上宣布了冯雪峰等同志的“反党罪行”……我集中全力听他们宣读的雪峰同志的“反党罪行”，其荒谬可笑，使人难以想像……会后，我和柳青问志回到和平饭店。我一声不吭，躺在床上。柳青同志气得脸色发青，他嘴唇抖动着说道：“怎么能这样毁灭自己的同志！中国参加过长征的作家，一共有几个嘛！全国解放后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雪峰同志是我们的团长。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深受我们大家尊敬。”
　　具有柳青、杜鹏程同样心情和情绪的作家，为数不少，当冯雪峰的冤案平反昭雪后，都记录在他们的有关文章中。特别是那些对冯雪峰有深知和深交的老作家、诗人、理论家、美术家，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到了与他同样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回忆文章，无一不是搀和着泪水写成的。中国文史出版社曾于1986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雪峰》。
　　作为“主战场”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的目的，除了要“揭上海这个底”（邵荃麟语），“戳穿”冯雪峰“以中央名义，以鲁迅名义”给周扬、夏衍的“打击”、“陷害”，从而解除他们的“‘冤狱'之感”之外（周扬语），还想对他进行全面清算，诸如历史问题、现行问题、人品问题，特别是要卸下冯雪峰以为自己“正确”的这个“太重的包袱”（周扬语），要打掉他这个“权威”，消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正如周扬向冯雪峰“交底”那样，这一次必须把他的所有问题“搞个彻底”。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发言给人的印象是，冯雪峰是个“大骗子”，是历史上的“大奸”。其他一些中心发言人也和着这个调子唱：冯雪峰“毫无心肝”，他怀的是“黑色的心肠”，“思想相当阴暗”。
　　冯雪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品是否如此之坏，上面所引材料大致可以作出否定的回答。
　　的确，冯雪峰并非完人，在性格、气质方面有许多缺点，如前面所述，他对周扬的态度就是如此。对此，与冯雪峰相交甚多的唐彛�有过描述：“……农民气质在雪峰的性格里也留下某些弱点：严格而不免执拗，朴素而失之褊急。我曾经和他发生过几次争论。这种时候，雪峰嗓门转高，语气转急……你说他刚正不阿也罢，说他桀骜不驯也罢，总之，他沉下脸，摆出准备搏斗的公鸡一样的姿态，令人望而生畏。不过，他的诚实仍然使你相信：这个人决不会弄虚作假，暗箭伤人，甚而至于只要相见以诚，满天乌云，随风消逝，反过来还会设身处地地接受别人的意见。”（《追忆雪峰》）与雪峰共事多年的楼适夷，也有个类似的评价：“雪峰同志这个人，的确缺乏询谨儒雅的绅士气，而且他对这种气味非常厌恶，照他农民的倔脾气，他得罪的同志是不少的。”有关他性格气质方面的优缺点，极为信赖他的鲁迅，早就指出过，说他是“浙东人的脾气”，“为人太老实，要吃亏的”。前面我们说过，即使在鲁迅面前，他也不讲长幼尊卑之序，碰到急事时，总是近乎命令式地要鲁迅这样做，那样做。他对极为信服和尊敬的瞿秋白也是如此。在上海时期，他的文章可以交给瞿秋白改，而瞿秋白的文章，他也可以径直修改；如斗争需要，他也不奉守作为下级的本分，为瞿秋白分配任务。对他的上级张闻天，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由于他厌恶俗套，缺乏恂谨儒雅之风，在解放之后，也碰过不少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据姜椿芳回忆：1949年冬天，潘汉年的夫人董慧为叶以群的婚事张罗，想搞得热热闹闹的，发了许多请柬，冯雪峰也接到了请柬。他一见请柬就生气，批评董慧说：“共产党人结婚闹成这个样！为什么要大请客！”弄得董慧不敢见他。上海文化系统开会，冯雪峰被邀到会。一次被门卫纠缠着不让进，他火了，一进入会场，就冲着主持会议的人劈头盖脑一顿大骂。骂他们“是官僚主义！搞文化的人也高高在上！我都进不来，老百姓怎能进来，怎么走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在北京，去文化部开会时，他当着部长、副部长的面，指名道姓提意见，有些意见极端尖锐，以至弄得会都开不下去。（见姜椿芳在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稿）第一次文代会他与赵树理初次见面时，就尖锐地批评了其作品描写落后面太多，使对方接受不了。本来他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是十分肯定的，对赵树理本人也是依赖和倚重的，稍后，他就曾与人商量，拟将赵树理调来社内，主管通俗读物的出版。丁玲多次说过，他有几次把她批评得哭了。老舍刚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他就狠狠地批评过《春华秋实》，说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没有艺术构思，是奉命写作的东西——尽管他十分看重和尊重老舍的才华。1956年他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就考虑要求老舍来担任社长。对权势高贵如江青者，他也发过“浙东人的脾气”。1954年，江青去过问过《文艺报》，对他指手画脚，要他这样，要他那样。他却毫不客气地说：“你不懂的事，别多管！”
　　像他这样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果对他不是很了解，就会结怨结仇。但从这种性格和气质中，另一些人却看到了他的耿直和光明磊落的一面，觉得这样的人，至少是可信赖的。
　　作为“配合作战”战场的人，之所以那样想不通，或为他哭泣，或沉默不语和直言抗辩，与作协党组对抗，正是这样去看待冯雪峰的性格和气质的。当然，他们也并非完全着眼于这一点。他们从冯雪峰的经历、事业和这样不平常的遭遇中，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这不仅是冯雪峰个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史上的悲剧。有人竭力要打倒冯雪峰这个权威，清除他在群众中的影响，结果是适得其反，群众对冯雪峰更为同情、更为尊敬了。
　　群众之所以对冯雪峰抱有这样的深情和同情，是把他当做党的化身来看的。他虽然享受高干的待遇，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尊重人、理解人、同情人。见到一般的勤杂工，新来的大学生，都是他先打招呼。在社内，不分工种、职别，都处于同等地位。刚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此感到特别亲切。他一生扑在党的工作上，“是一个没有个人娱乐”，不谋个人享受的人。多余的钱，他不知如何花费，在农村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当官”进过一次城，他的儿女上学，只是抠着数字给他们公共汽车票钱，多一个零花钱也不给。但对那些工资低廉的公务员，家中有病人或出现了变故而缺钱用的职工，却极其大方。他往往背着人，将自己剩余的工资和挣来的稿费，一把一把地硬往人家兜里塞。在社内，至今还留传着一些有关他的美谈。他虽然有专车，有专配司机，但他几乎不用车，除非要去远处办理公务。上下班，去文化部开会，都是以步代车。一次，他坐车去远处开会，碰上滂沦大雨，回来时，他住宅所在地的苏州胡同泥泞不堪。车到胡同口，他就跳下车来，叫司机绕道回社。他冒着大雨，脚穿一双白底新布鞋，溅了满身的泥，步行到家。家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白白糟蹋了鞋子，他解释说：“车子进来，司机得花半天工夫冲洗车子；车子一过，路人还不挨溅！”他就是这样，关心别人甚过关心自己。对为他服务的公务员，他教育儿女，要以叔叔相称，吃饭要同桌共席。
　　他不仅对社内职工如此，对作者也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