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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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科学处的工作，也同他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听出他一些心声。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很成功，并且幸亏是早期。手术后他去了天津休养。他也就因此暂时离开北京尖锐的斗争。
　　正当周扬在天津养病的时候，“文革”就在北京爆发了。中央成立了“文革”小组，陈伯达做了权力很大的“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这个小组的副组长。风声传到天津。周扬从天津打电话给陈伯达，想了解有关这个运动的情况。陈伯达同周扬的私交是不错的。可是周扬的电话陈伯达根本不接。周扬在中宣部中是仅次于“大阎王”陆定一的“二阎王”，同时他又是“又长又黑”的那条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红得发紫的陈伯达又怎能不和周扬划清界限，而接他的电话呢？我想，从陈伯达不接电话这件事中，周扬是会得知有关“文革”对他将是一场很严峻的政治运动的信息。
　　我不知道周扬何时从天津被弄到北京（后来才知道是1966年12月）。在“义革”初期，周扬从来没有在中宣部大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挨过斗（也是最近我才知道他被弄回北京后，在部队的一个礼堂他和陆定一两人被中宣部的群众各斗了两个晚上，可是当时没有让我参加）。在文艺界据说周扬也挨了斗，我更不知道。只是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见到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在教育楼参加“声讨”周扬的大会，看到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见到过他这个人。在周扬被带回北京前，他其实一直在天津。当时都说周扬在上海养病，这是中宣部陶铸等保护周扬的一个措施。许多红卫兵组织要去揪斗周扬，没有找到他。按照当时还在台上的刘少奇的指示，要周扬“有病养病，病好了再接受批判”。半年之后他才从天津回北京，回京后没有回家（他家就在中宣部院内的孑民堂），直接关在安定门外的一个部的招待所（那时陶铸还没有垮台。后来听说那几次斗争会周扬就是从被监护的地方揪出来挨斗的）。后来周扬又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5年6月，林默涵被中宣部解除监护，恢复自由后，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感谢，毛在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病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于是周扬在7月14日被释放出狱，获得自由。不过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了。
　　（选自《窗外的石榴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为冯雪峰带诬
　　作者：牛汉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挫、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意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导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大，更鲜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垄磷对我说，‘中央希望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说，《答徐感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迅起草了答徐激庸的信。'我对变城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这中间的复杂性，整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答激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基域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作者：史索、万家骥

　　1957年8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在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告捷”的情况下，已将矛头转向了冯雪峰等人。7日，《人民日报》用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在第一版的版面上，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正副标题，通报了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该文侧重揭露和批判的是丁玲、陈企霞，也点了冯雪峰、艾青、江丰等人的名，把他们包括在“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的“等”字之中。就在《人民日报》报道“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当天，冯雪峰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奉命：“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在本社则配合作战”。“配合作战”于当日就揭开了序幕：该社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全社大会，宣布撤销冯雪峰的整风小组组长职务，号召大家揭发冯雪峰的“反党罪行”。
　　冯雪峰感到突然，但并不惊恐。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和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人家不是老在说什么“胡风是雪峰派”或“雪峰是胡风派”吗？硬想把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扯在一起，株连定罪。虽然他不得不在党内作过一次检查，但组织终未据传言和流言定案。现在又把他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扯在一起，他想，既是“小集团”，总得有组织联系，而这点，他自信是经得起反复调查的。至于要批他的“反党罪行”，他的某些言行是否“反党”，是否为“罪行”，在当时情况下，却看不清，说不准。从1957年6月6日开始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三次会议本是为1955年作快党组所定“丁、陈反党小集团”平反的，说明丁、陈不反党；7月29日第四次会议，周扬忽然重申过去对丁、陈的批判没错，丁、陈忽又“反党”了，要继续批判。7月30日的会议即开始把冯雪峰扯在一起，但所扯的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他作了一次没有准备发言稿的即席检查，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承认：“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