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要推导的公式是“拉普拉斯算符在曲线坐标下的表达式”。我尽量用最一般的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一年以后，也不知谁的一本介绍广义相对论的科普小册子奇迹般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公式我都曾推导出过，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含义下。
　　大墙内有数不清的恩恩怨怨，我几乎全忘了。但有几个曾借书给我的“同学”却至今难以忘怀。1961年，我在茶淀农场遇到了北大数学系的孙传义，他有一本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我要借，他有难色，我写了一个字条给他：
　　“请借我三天，我把其中的公式抄下来就还给你。”
　　他终于把书借给了我，还不止三天。
　　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动物，那时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十五斤白薯面，实际上其中的大部分还是代食品，每月一钱油，其他就是瓜菜代了。每日大劳动量加上这样的食品，使我虚弱不堪，但看到这本书我却很兴奋。尽管每天收工以后非常疲惫，仍利用分分秒秒努力抄起书来。当我把书还给孙传义时，我已在一个小本本上抄下了书的部分内容：几个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形式体系，层次演算中的一个例子：用狄德金的实数定义证明“上确界定理”。对于数理逻辑，这只是沧海一粟，但已够我啃好几年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好心的同学，只在80年代间接地通过一次信。但我由衷地感谢他，要不是当年他借书给我，我就不可能学习数理逻辑，从而以后也不可能学习“非标准分析”。这样，我就不可能形成今天的世界观。
　　就常情来说，利用工余时间学点数学没有什么不好。但管教干部们似乎对知识分子有深仇大恨，对知识本身也深恶痛绝。对于他们，任何自学都是反改造的表现。因此，在劳动教养期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反改造分子。
　　1962年，右派集中到北京大兴县团河农场的一个分场——三余庄。在那里，我遇到数学系的杨路，他曾借给我一本数学系用的分析学教程，使我感激不尽。我把书拆开钉成两本，用刚刚学到的数理逻辑一个一个地证明书中的定理，其乐无穷。
　　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三余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贺毅，他借给我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我如饥似渴地读了又读，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这两本书把我带进了马克思的科学宫殿，但也差一点把我带进了坟墓。
　　虽然，马克思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马克思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与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不久，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我还是在这一时期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描述，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一部分的开头：
　　新中国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组成部分，它是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展开的。这一初始条件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东方的文明古国，经过近百年的现代化之后，已经有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
　　第二，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改变自己。
　　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该书是用速记写成的，我曾断断续续地把它写成汉字给北师大历史系的陈海诠看，他似乎曾给《北京日报》的编辑赵筠秋看过，因为赵筠秋曾对人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工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
　　1969年冬，由于“战备疏散”，我们三余庄人（那时已经调到茶淀农场）终于各奔东西。临走时还搞了一次检举揭发运动，揪出了很多“现行反革命”，最后揪出了“赵筠秋、谭天荣、陈海诠反革命小集团”。我像1957年一样，又一次承担了全部责任。当时队部似乎很匆忙，无暇顾及我们，“小集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我们这些人怎么处理，队部早已报了上去，根本与这次运动无关。但我最近听说，当时，在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曾刊登过这样一则消息：“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到后来因故取消了。
　　三余庄人分手时恋恋不舍。小流氓们很奇怪：这些“老右”怎么那么亲？
　　我被遣送回湖南老家，在家乡种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惊喜地发现，农民没有管教干部那种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仇恨。虽然他们也嘲笑我把一年分到的一点少得可怜的钱都买了纸、笔和书，但他们很少干扰我的工作。就是那些公社干部也只劝我“换一个题目吧！”有了这点自由，我又回到了量子力学。
　　我手头没有一本书，连最后一个笔记本也在“文化大革命”中“扫四旧”时被没收了。我靠回忆把过去学过的东西整理出来，从傅里叶变换到张量分析，从泡利矩阵到狄拉克波动方程。
　　在1956年，我只发现“原子世界有特殊规律”这一论断的各种论据不成立，还没有来得及用经典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量子现象。在家乡种地时，这一任务就自然地摆在我的面前。现在回想起来，在家务农的十年，乃是我一生的黄金时期。在“劳动教养”时我更年轻，但那时我没有学习的自由。“落实政策”以后条件更好，但我的年龄又大了一点，脑子不听使唤了。在家务农虽然也有种种不利条件，但我还是在这一时期确立了对量子现象的理解。
　　1978年，我终于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同年冬天，落实政策，我被分派到湘潭师院（当时还是师专）任教。
　　刚进学校，我被召进办公室，一位头头拿着一张课表问我能教什么深。我眼睛朝课表一扫：高等数学、数理方法、电工原理、理论力学、统计力学、力学、热学、电磁学……我用50年代的习惯语回答他：
　　“我服从分配，让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逗得在座的哄堂大笑。我心里想：“甭笑，别看我不会说话，干活可不含糊！”
　　我教了一年高等数学，以后就一直教统计力学，像在农场对待农活一样，我对教学一丝不苟，每教一遍，都重写教案。除此之外，我还有点时间继续钻研量子力学。
　　1980年我在长沙参加了一次量子力学会议，但没有获得允许发言。这给我当头一棒，我想，量子力学或许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不妨先从一些小问题着手。
　　1982年起，有人在新创办的杂志《大学物理》上讨论电动力学的“通量法则”问题，其中也刊登了我的两篇小文章，但后来有人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即使是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
　　在统计力学的教学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系统理论与准热力学方法计算压强涨落得出不同的结果，前人为此伤透了脑筋，我在备课过程中无意地找到了答案：
　　原来，系统理论的微观压强表达式与相变量的选择有关，只要合理地选择，就能得到与准热力学方法一致的结果，这就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以为这一工作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结果还是大失所望。我向《物理学报》投稿，稿退了回来，还附上了两位审稿人的意见，它们不仅同样地令人啼笑皆非，而且还彼此矛盾。
　　最近，我把该稿投向欧洲一个叫“Physica”的杂志，稿退了回来，退稿意见倒是明白无误：“过去分子运动论中已经有了微观压强的正确表达式。”见鬼，我说的是系统理论，与分子运动论的公式有何相干？我第一次对洋权威也失望了。
　　我在湘潭师院做的另一工作是关于无线电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
　　所谓传输理论就是一个信号变换装置，它对每一个输入信号给出一个响应，电话就是一个传输系统，对话筒说话就是“信号输入”，另一端传出声音就是“响应”。不言而喻，只有先有信号输人才能有响应，可是理论却表明：在一定条件下，信号还没有输入系统就有了相应的响应，这就是“提早响应”。
　　提早响应违背因果律，因此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