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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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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们正查房，产妇不能会客。她就拜托守门人把两斤蛋糕转给潘雪媛。
雪媛收到了蛋糕，虽然看到纸包上写有“潘雪媛同志收”，但不知是谁送的，一块也不敢吃，怕吃了赔不起，虽然自己的肚子正饿得慌。
直到第三天下午，李仙敏来到病房，见那两斤蛋糕还原封未动地搁在床头柜上，她才知道潘雪媛还一块没有吃。
“你怎么不吃？”
“戴煌不在身边，没人给我送吃的。这包上虽然写着我的名字，但又没见到人，我怕弄错了，所以没敢吃。”
李仙敏连忙解开包，雪媛这才放心地吃了起来。
隔了几天，雪媛抱着孩子回到家，为伟也从街道托儿所接了回来。尿垫子得自己洗，饭也得自己做。工厂、街道都在“深挖洞”，她也都有份，这“月子里补”完全成了一场梦！！
三
雪媛给我写信，要我给孩子取个名字。我想，这孩子出世时，做父亲的流放在山西，做母亲的独自苦守在北京，为了纪念这苦难的岁月，就叫他“晋京”吧！雪媛欣然同意。
这时，我很想回北京照料雪媛，但掏不起太原到北京的十元火车票钱，只能托山西本地的一些队友，帮买些小米、红枣，再请回北京探家的队友帮忙送到我家里去。
雪媛每打开这样的旅行袋，看到当时北京粮店都已绝迹的红彤彤的大枣和黄灿灿的小米，总是十分兴奋。她给院子里东家一碗，西家一碗，以感谢他们平时对她娘儿仨的关照。最后只剩下旅行袋的一个底了，她心里也是美滋滋的，觉得这些有钱难买的红枣和小米帮她做了人。
这当中还发生过带泪的笑话。
有一次，当一位队友提着小米、红枣敲我们家的门时，雪媛已抱着小晋京去工厂了，六岁的为伟在家看门。她遵照母亲的吩咐，把门关得紧紧的。任这位队友怎么说“是你爸爸让我给你们带小米和红枣来的”，她也硬是不开门。直到院子里的老太太们也来说：“为伟，这是你爸爸那里的同事，是好人，给你们家带东西来的，快开门。”为伟才开了条门缝，把装着小米、红枣的旅行袋搁了进来，随即又关了门，始终没让这位客人进家门。晚上，她妈抱着小妹妹回到家，她还向她妈不无几分自我夸耀地说：
“妈，我一直没让这人进家！”
雪媛一听是这回事，不禁心头往下一沉：这样地不分青红皂白，还不能一味地批评她做得不对，不然今后就可能真地出岔子。“穷人家的孩子也难当啊！”雪媛不无感伤地想。
不过，穷人家的孩子也早当家。为伟当时才六岁多，一个人在家已初步学会了下面条，做棒子面糊糊，自己去煤气站借回小轱辘车去换煤气。有时妈妈上大夜班，就把小妹妹交给她，她也能哄着妹妹睡觉，夜里给妹妹换尿布……
但她毕竟还是个孩子，玩心重。一个星期天，妈妈给她三毛钱零票和两毛钱钢镚儿，要她去换一瓶酱油，剩下的钱割点肉，给她做肉汤。她拿着钱和空酱油瓶，走到女八中操场大门外的大斜坡，见几位小朋友正在那儿从上到下地蹦蹦跳跳，她也参加进去蹦蹦跳跳。蹦跳了一会儿来到副食店，才发现两毛钱的钢镚儿都被蹦跳没了，只剩下三毛钱的零票儿。换了一瓶酱油用去两毛三，捏着七分钱钢镚儿来到肉案前。割肉的师傅看了看，低着头问她说：
“这点儿钱连一两肉也割不上啊！”
“钱被我弄丢了，叔叔，就剩下这些钱了！”为伟嗫嗫嚅嚅地仰着头说。
这位师傅笑了：“好，给你割七分钱的大肉！”连肥带瘦还带皮地给她割了薄薄的一小条肉，还在上面捅了个眼，穿进去一根塑料绳子。
为伟把这条肉掂拎到家，她妈问：“两角七分钱，怎么才这么一小条薄肉啊？”
为伟噘着嘴说：“这是七分钱的肉，旁的钱被我玩丢了！”
她妈哭笑不得，只得用这片薄纸向给她做了碗白菜“肉丝”汤……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雪媛自己在这个月子里什么也没有“补”，身子骨反而愈加衰弱了。她每天抱着晋京上下班，走四五十分钟的路，越来越感到走不动。院子里的老太太和厂子里好心的同事路彩蕊可怜她，时不时地给孩子买些水果糖，扯几尺布，或送来自家孩子已穿不得的小衣服，有时还送来一些一角钱一块的北京土话叫做“驴粪蛋”的廉价月饼。过意不去的潘雪媛觉得无法报答，就在每天上班和侍弄两个孩子之后，不管自己多么劳累，也要挤出已经不太充足的睡眠时间，帮助这些给予了温情的同事和邻居做针线、织毛衣，常常熬到深更半夜，上眼皮磕打下眼皮。时间长了，她就得了失眠症，每天只能迷迷糊糊地睡两个小时。
这时，厂里一位女同事想要小晋京。在小晋京还没降生时，她认为潘雪媛肯定没法养活两个孩子，就向雪媛提出，等孩子出生时，就把孩子抱走：“这是一个好人家。把孩子给了这人家，你可减轻一大负担，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照料。”
雪媛嘴上说：“您甭费心了，我养得活。”心里对自己说：我在戴煌面前说过，我等着他，他的孩子也一个都不能送人！
是这样。早在为伟出世时，看到极度孱弱的孩子得不到充足的奶水，常常饿得嗷嗷哭，就有人鼓动雪媛与我离婚，说有个已失去配偶的月工资100多元的工程师愿意娶她，连孩子都要。雪媛当即就予以严词拒绝：“我决不会离开戴煌，他的孩子也决不给人！”
晋京生下来，满月了，那位女同事又向雪媛说了几次要晋京的事，雪媛只当是个笑话，没往心里去。一天，雪媛上早六点到下午两点的班，待下班时，那位女同事对雪媛说：
“那个要你家小晋京的人家，已买好小孩的衣服被子和小车了。你今天晚上如果不来工厂托儿所接孩子，我就让人家来把孩子接走啦！”
雪媛一听急了：“你千万别胡来！我们的孩子决不送人！”
说完，她就赶着回家给孩子打毛衣，等到为伟放学回家，她忙对为伟说：
“快，快跟妈去接你妹回来，要不人家就把她接走了！”
为伟一听，也心急火燎，母女俩满身大汗地赶到托儿所把小晋京接了回来，才松了一口气。
四
到了1970年冬天，小晋京又穿上了棉衣，沉得实在抱不动。雪媛一狠心，脱下身上那上那件惟一的深蓝色双排扣大棉袄，到旧货店卖了十块钱，再向同事借了八块钱，买来一辆竹制小孩手推车，而任凭自己在大冬天的彻骨寒冷中苦熬。
但对于孩子，她却想方设法给她们弄得暖暖和和、整整齐齐。她用一条绿色人造棉被面染成绛红色，里面包了一层薄薄的棉花，做了个黄包车和三轮车式的能拉起放下的活动车篷，再做了个挡风帘子。孩子坐在里面冬天冻不着，夏天晒不着，下小雨也淋不着。同时把多余的线手套拆开来染成五颜六色的线，织成小花鞋和小新疆帽。又用多种颜色的碎毛线，织成冬天戴的拉着白绒的新疆帽和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式的大外罩。孩子这样的穿戴，又坐着那别有风味的手推车，上医院，走大街，很多女同志都惊奇地问：
“这衣服帽子是哪儿买的？”
“这车子是哪儿买的？”
“是友谊商店买的吧？”
“这孩子是新疆人吗？”
每逢这样的询问，雪媛都有一种不露声色的自豪感，有时也微笑着回答，“是友谊商店买的”，而绝不说是自己做的。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心灵手巧，人穷志不短。好多人都拿来线请她织帽子、钩小鞋，她都尽量满足。有时她甚至自己贴钱，钩织了一些鞋帽送给院里邻居或同事家的孩子。这些孩子就被打扮起来上街、串门，似乎给他们的父母也增添了光彩。
五
1971年6月底，新华社机关大院附近砌成了几座简易楼，决定把散居在一些街道小四合院内的部分职工，收拢到这些楼内来。
石驸马大街28号四合院的一些邻居也陆续搬光了，只剩下雪媛母女没人管。而这所院子已转交给铁路部门，即将抹平建楼房。
我接到了雪媛的告急信，恨不能像孙悟空那样一个跟头翻到北京。幸好这时国家给劳改就业人员也恢复了探亲假，假期工资照发并报销来回车票。我立即请假启程，回到了北京。
雪媛母女喜出望外。为伟一下扑到我的怀里，雪媛眼里含着泪。光着屁腚站在小车里的小晋京虽然还不会说话，也不认识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但她看看扑在我怀里的姐姐，又望望喜笑颜开的妈妈，似乎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外人，也傻乎乎地向我笑望着。我立即上前把她抱起来亲了亲，转身对雪媛说：
“让你和孩子们受苦了，我对不起你们！”
雪媛还是那句老话：“那你又是在为谁受苦？”
第二天一早，雪媛放心地推着晋京去上班了。我还愿似地上街买了一条草鱼，做了雪媛在两个月子里都没有喝过一口的鱼汤，给她下奶。虽然小晋京已快一周岁，这显然是马后炮了，但如果不补上这一炮，我更于心不安。
第三天，新华社房管组的孙同志，来领我们去看新的住处。
这位孙同志，过去是收发室通讯班向一些中央领导送《内参》的，我面熟，不知他何时离开通讯班到了房管组的。他把我们领到西单“又一顺”回民饭庄背后参政胡同7号新华社的又一个四合院，给我们看了一间正对院中的南房，约有10平方米。里墙隔壁是第二实验小学的水房，墙上下半拉是一块很大的水印子。他问我们“这房子怎么样？”我和雪媛觉得这总比睡在露天地上强，连声说“好好好”。
我们与孙同志分手后，立即用苏北老家我的三哥戴育霖和南京江苏省农林厅堂兄戴济安给我们寄来的几十块钱，去家具店买来两块铺板，用其中的一块给为伟支了一张小床，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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