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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情节的故事 主编:季羡林-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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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丛矫挥凶怕涫保且笪颐�100多名“右派”必须在短短一冬中烧出3000吨木炭，他们叫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不论是上等建筑材料和高级家具材料的赤桦、白桦、山核桃、水曲柳，还是制造军用装备的“伐了一棵就得判刑”的黄菠萝木，通通都可以砍。这就把许多山林砍了个乱七八糟，有的几乎被剃成了光头。然而烧出的木炭，有的却不耐烧，有的还囗烟迸火星，其售价还不如珍贵的原材料值钱，双倍地得不偿失。
我向烧炭队领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烧炭队鲍队长向我瞪了瞪眼。他是位蒙族干部，过去是个枪法神妙的骑兵连连长。他说：
“农场只管要钱，有钱就行。听说这些林子很快就要交给国营林场了，农场不抓紧机会捞一把还行？如果你们能拿出钱来给农场发工资，你们可就立了大功，就可以整天在屋内烤火睡大觉。如觉得门得慌，还可以跟我出去打猎吃野味，到时候还保准摘帽子……”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哪里还有什么“全国一盘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的味道？！
原来队部规定，从备料、装窑、点火、封窑到出炭，一个周期七天到九天。这是合乎科学的操作方法。但是很快，为了抢时间多出炭，又提出了“打破常规，大力缩短炭窑周转期，提高炭窑利用率”的口号，要求我们四天到五天就出一窑炭。这就得放大火烧，几乎把窑内的木料先烧掉了一半。封窑后，很多木料还没被烧透闷透，大家就得打开窑口进去抢；往往窑口一打开，猛然得了大量氧气的星星暗火，立刻旺盛起来，成了“星火燎窑”。这时，大家只得在烟熏火灼中拼命向外抢木炭，宁可被熏倒。如果不这样拼死拼活地蛮干，那就是“怕死”，就是“右倾”。
有时候，由于这种险情特别严重，原来规定的出窑只要两个人因此增加到四个人、六个人，最多的一次到了九个人，几乎先后都被熏昏熏倒。
木炭本是易碎品，但烧得好的木炭坚硬如“铁”，不易断裂，敲击时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似乎把它们由长到短地排列起来就能组成特异的炭磐，奏出美妙的乐章。可是我们烧出的炭，经过如此这般“赴汤蹈火”地穷折腾，碎的碎了，烧的烧了，少数尚较完整的敲起来，只能发出嘭嘭噗噗的松包声，落了个“人财两空”，而且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被熏倒的。
我说这样做不科学，不合算，也不爱惜人，都被鲍队长顶了回来。
后果是严重的。
原定一窑炭为一吨重。经如此蛮干，最多的不过1000斤，少的只有三四百斤。但上报，都照样按一吨计算。我说这不是实事求是，有些难友就说我“何必这么认真”。
开始向山下背炭包了。背了几趟，我觉得这也不合算，因为揉碎了不少炭，也掉了不少炭。我建议从每座炭窑向下修一条简便支道，好让汽车或爬犁直接到窑边装炭，既加快了运输进度，节约了人工，也避免了长距离人工背运的损失。
鲍队长回答说：“场部只准用工烧炭背炭，不让抽人修路。”
结果，我们只得继续动用大批人力，用那最原始的方式，把分散在四面八方窑点上的稀里哗啦的炭包，一包包地背到汽车爬犁道边，一路上丢三落四。这比修路所费的人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二
一天下午，虎林850总场工副业科的一位负责人，来到我们烧炭队摸摸生产情况。他转到了我与杨明正在伐木备料的窑点，看我们正把一棵已经伐倒的大树截成一段一段的炭料，边看边摇头，很不以为然。
“你们烧炭队怎么搞的！”他说，“怎么忍心用这么好的木材烧木炭？你们看看，”他随手指点四面光秃秃只剩下点点树根的山头，“把这么好的原始森林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这得糟蹋多少有用之材啊！”
我想，这可是第一次碰到“所见略同”的知音。我正想停锯道明一切，杨明在对面使劲拉了一下锯，使了个眼色，不让我说。等这位负责人转去别的窑点，杨明停下锯来对我说：
“你真是个榆木疙瘩！你吃的亏还少吗？你过去在新华社是个什么样的记者，谁不知道？到这儿来被弄成人不人、鬼不鬼的，两年来尽管你提了那么多的好意见，有谁听你的？你这次如果说了，也许总场的这个人会把畜牧场和烧炭队的头头批评一顿，可是他说完拍拍屁股就走了，畜牧场和烧炭队的一些头头能不找你算账？”
那好，不说就不说，大家都不说。直到又一个冰融雪化，烧炭队快收摊子时，畜牧场场部才大吃一惊：上报说烧了1500吨炭，实际上还不到500吨，有的还没有被运出去；就是已经被运到辉崔火车站的，不少炭包都已稀稀拉拉，里面多半是碎块块和没被烧透的黑木疙瘩，总场工副业科不乐意验收开票。这甭说全场职工的全年工资，就连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数。
畜牧场党委十分恼怒！可是“丢掉城市的总是士兵，而夺取城市的总是将军”！按照这种凡事出了错都把责任往下推的伟大习惯法，畜牧场党委严厉追究烧炭队负责人的责任。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负责抓生产的鲍队长带着一名“老右”整天在外打猎吃野味倒平安无事，而抓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指导员隋凤祥，却被责令在畜牧场党委扩大会上作了沉痛检查。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头上，甘愿被撤去一切职务。据说因为他“每天都和右派在一起，应该确切了解每天的实际生产进度”。
紧接着，这场风波就波及到了烧炭队“老右”们的头上。鲍队长把一些班排长狠狠地熊了一大顿，说他们不负责任，谎报成绩，撤了一个姓杨的副排长的职，还发狠要把他绑起来送去劳改。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三
说实在的，尽管隋凤祥指导员在新华社保卫科的那个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蛊惑下，曾经不着边际地当众彻底否定过我，但我始终认为他是个比较正派、富有同情心的温存厚道的人。他曾多方设法帮助我们购买饼干、代乳粉，以减轻我们长年忍饥挨饿的痛苦。同时也完全可以看得出，他内心也并不主张让我们拼死拼活地蛮干。在我几次差点送了命，他号召大家向我“学习”之后，有一天晚饭后在队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时候，他坐在炕沿上，一手拿根拨火棍拨拉着地塘里的炭火，一边悄悄地向我说了许多知心话。他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不希望劳动是愉快的，生活是正常的？每当我看到你们披霜裹雪、日夜苦战的时候，我就很为你们的健康与安全担心。晚上收工回来，那三小勺稀汤，两泡尿就尿完了。我们坐在炕边上还饥肠辘辘，莫说你们还起早摸黑地出大力流大汗。可是任务压在肩上呀，这些话我不能对你们公开说。如果一说，我就可能与你们在一块了……”
这真是肺腑之言！
我明白，在那种年代，对我们这些人的同情，毕竟是有口难开的“危险”心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为人之道早被摧残殆尽了，何况上面还有“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圣谕呢？
那一天，隋凤祥指导员卷起铺盖，即将离开烧炭队回云山场部的家中时，鲍队长又外出打猎，队部没有别的人，他又特意找我长谈了一次。他说：
“老戴，直到现在我才真正地了解了你。可惜现在我无能为力了！过去你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我完全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实际上，你的很多观点和做法都是正确的。现在咱们要分手了。我希望你保重身体，同时遇事要克制再克制，说话要审时度势。我们为了党的事业，来日方长，也不在乎这几年少说几句话。这就作为我的临别赠言吧……”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里盈了一汪泪，我也同样流出了泪。多么诚实的人，多么善良的人！这是我在北大荒农场干部中碰到的第一位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一个没有扭曲共产党员良心的人！
可惜的是，他缺乏实际工作锻炼，不懂得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在四个多月的相处中，我觉得他似乎还像过去当机要秘书那样，习惯于坐“办公室”，很少到窑点上去；除了开会，他也很少和大家见面闲聊聊。这就无可避免地被一些心术不正的班排长们所左右，偏离了实际。
当然也不难看出，像他这样的正派人，所以也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没有料到十万转业官兵轰轰烈烈地来到北大荒“向地球开战”（郭沫若当年对此壮举的颂诗），会这样快地变得冷冷清清，其中有些人又会变得如此的不人道。这就不能不动摇了他当初“以场为家”的信念，大大降低了他的苦干实干的热情。
可惜啊！凡是正派的人，凡是富有理智的人，在这片缺乏温存敦厚的荒漠中，似乎都不能扬眉吐气！
这些还身在党内、身为干部的具有良知的人，其心情尚且如此，那么实际上已被当作奴隶的“右派”们的精神状态如何，则更可想而知了！
四
随着隋指导员的被撤职，烧炭队也跟着解体了。我和一些人又回到北边的老电锯厂去，与一些素不相识的“右派”合组成一个新的排，手拉大锯剖木板，卖钱给农场发工资。排长仍是盛桂林，班里的副班长仍是王开泽，焦勇夫则与我分手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素不相识的“右派”，有的来自云山水库。
何谓“云山水库”？
云山畜牧场场部的南崖下，是以七虎林河上游为中心的一大片洼地，约有一公里多宽、三四公里长。由于下游的850农场100多万亩良田经常遭受七虎林河水害，铁道兵农垦局（后改称牡丹江农垦局）于1958年春天调集6000余名转业官兵，到七虎林河上游修建水库。因其紧挨云山，故取名为“云山水库”。
这6000多名转业官兵中，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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