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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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上面的那些人，徐淑清、崔媛、唐丽君、朱财兴、刘立明、刘冰等人，也曾在父亲的医疗组工作过。在时光流逝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忘不掉在父亲身边工作的日日夜夜，我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怀念之情，我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些为父亲做出过奉献和牺牲的医务工作者。　　　
　　点点滴滴暖心怀（4）　　　
　　说到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应该忘记陈兆保、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李常海、杨曙光、杨何的、张宝信、戴钰书、罗晓霞、张程荣、丁绍武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他们与我们一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形同骨肉。　
　　陈兆保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个子高高的，为人忠厚，任劳任怨，1953年就到父亲身边担任警卫参谋，深得父亲的信赖，家里的事，尤其是父亲生活上的事，均由他来管。他是名副其实的大管家。为了工作，陈兆保没有让家属随军来北京，平时也很少回老家探亲。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没有休过假。他不仅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父亲，就连我们家生活上的事，他都管。有一次我女儿菲菲发高烧，他二话没说，抱起菲菲就去了医院。可惜的是，他47岁时就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记得陈兆保患病期间，父亲很难过，亲自到医院看望他，鼓励他战胜病魔，派人一次次给他送营养品。陈兆保病逝后，父亲让周均伦给组织上写报告，请求批准陈兆保为烈士。有一天，周均伦见到叶剑英，叶帅突然很不客气地说：“周秘书呀，我对陈兆保有一个意见。”　
　　周均伦急忙问：“您有什么指示呀？”　
　　叶帅说：“陈兆保跟了聂帅那么多年，聂帅最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回家去？”　
　　周秘书解释道，实际情况是，父亲被定为“二月逆流反党成员”后，陈兆保思想不通，心情很不好，正巧他老家要盖房子，父亲就给了他几百元钱，让他回老家看看，也借机散散心，就这样，多年不回家的陈兆保回去休息了两个月。叶帅听完周均伦的汇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亲自批准陈兆保为烈士。　
　　陈兆保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他的抚恤金一直由父亲办公室代领转寄他家，直到几年前他的妻子病逝，才停发了抚恤金。　
　　秘书们忠于职守，工作认真，为人正派，待人谦虚，并且善于与人共事，办事讲原则，从不搞歪门邪道，都有个好名声。他们说，这都是跟父亲学的，是父亲影响了他们，是父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他们辛勤地在父亲身边工作，父亲母亲也时常关心他们。就说上世纪60年代最困难的时候吧，二老若知道谁家有困难，总要给予帮助。刘长明家里孩子多，粮食紧张，母亲每隔一段时间就送给他一些粮票。有一次，东北来人送父亲一条大鳇鱼，有10多斤重，母亲赶紧张罗着把它切成段分给工作人员，三年困难时期能吃到鱼，大家太高兴了，所以几十年后，老同志们提到那次分鱼，仍然念念不忘。　
　　陈克勤秘书患了脑膜瘤，确诊后要立即开颅摘除。这是个大手术，父母亲非常为他担心，父亲亲自给医院的领导交待，要精心组织手术。手术当天，又派周均伦守候在医院，并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后，我注意到父母亲长出了一口气。母亲又张罗着每天派人往医院送营养食品。4个月后，陈克勤出院回到驻地，父亲嘱咐他先恢复身体，不要急于上班，以后上班也只能量力而行，殷殷之情，溢于言表。10多年过去了，至今谈起此事，仍然令陈克勤感动不已。　
　　父母亲对驻地的警卫战士，也一样地关心爱护。驻地的警卫战士虽然属卫戍区管理，但在父母眼里，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父亲去世后，早已复员回山西家乡的战士索文彬，写了一篇名为《在聂帅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的文章，他写道：“平时，聂帅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而且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们……在当时电视机尚不普及的情况下，聂帅将一台当年苏联赠送给他的电视机送给我们看。每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他总要送一些水果之类的食品让我们吃。记得1975年建军节时，他正在外地疗养，特意给我们捎来了哈密瓜等水果。”　索文彬还谈到，1977年他们复员离开驻地时，父亲特意把他们几个战士叫到身旁一起合影留念，并且嘱咐他们，将来不论到了哪里，都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索文彬说：“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父母亲所关心的人里面，还有一个老职工，他叫李炳元，是北京军区北戴河281疗养院的职工。解放后，中央在北戴河为一些领导同志安排了住处，盛夏时节一般都来这儿办公。281疗养院就把李炳元派到父亲的住处，由他负责搞环境卫生，帮助干一些杂活，冬天时照看房子。老实能干、性格耿直的李炳元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几十年下来，父亲从来没把他当外人。五六十年代，父亲见李炳元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来北戴河，离开的时候都让母亲或者是秘书给他留下二百块钱，这些钱在当时顶得上李炳元5个月的工资。　　　
　　点点滴滴暖心怀（5）　　　
　　六十年代初，父亲看到李炳元跑来跑去的，家里连个自行车都没有，决定帮他买辆自行车。正好父亲从北戴河去天津开会，那里生产的飞鸽牌自行车挺有名，管理员就和李炳元商量，由他出点钱，父亲替他补贴一部分，买辆自行车带回来。不久，自行车买来了。那辆车子李炳元骑了很多年，他说他如今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辆自行车来。　
　　李炳元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的一些事情，比如他说道，父亲每年到北戴河，一下车就去附近的渔村，问村里有没有挨饿的，社员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群众生活很苦，父亲告诉大家，等我们把欠苏联的账还完了，日子就会好过的。五六十年代，父亲早晨起床后，喜欢到海边散步。那时海边到处都是渔船，碰到渔民出海，父亲就上前帮着往水里推船，边干边和大伙拉家常。对此，李炳元感叹道：“聂帅不怕群众。那时的干部好像都不怕群众。”　
　　父亲曾对李炳元说：“北戴河是你的家，北京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北京做客。”因此，在我记忆中，李炳元师傅多次来北京，到了家里，父亲和他聊天，和他一起吃饭。如果不说，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元帅，居然和一个普通的职工成了忘年交。　
　　父亲去世十多年了，当年他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断。现在，那些老秘书们还在为“聂荣臻研究会”工作和忙碌着。他们对父亲的这份真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重温往事，无论是医生护士也好，秘书们也好，一般的工作人员也好，他们与父亲之间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情，虽然年代已久远，却仍然能够令人感到穿越时空的温暖，我想，这既是他们与父亲母亲的一种缘分，也是老前辈留给他们的一笔小小的精神财富吧。　　　　　
　　山高水长　最后的关怀　　　
　　黄埔情深（1）　　　
　　黄埔，是广州郊外珠江上的一个小岛，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先生倡导建立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这所军校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同心协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北伐，为结束军阀割据立下大功；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师生再度携手，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殊勋。在中国现代史上，黄埔军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父亲的晚年，把能够辞掉的职务全都辞掉了，惟独一个职务他愿意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顾问。这是父亲此生的最后一个职务。说起来，父亲的军旅生涯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他又是在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这个职务上辞世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黄埔的缘分太深了。　
　　说起与黄埔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我母亲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由此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第一批女兵，晚年她还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理事。像我家这种情况的，据我所知，只有徐向前元帅家，徐帅是黄埔一期学生，他夫人黄杰阿姨和我母亲都是武汉分校的同学。　
　　198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60周年校庆纪念日。在邓小平亲自倡议下，6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主要目的是利用黄埔军校师生情谊，团结共勉，共同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央任命徐向前元帅为会长，父亲和许德珩为顾问。同学会成立后，即为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方针和“一国两制”构想，做了大量工作。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前后，父亲两次题词：“纪念黄埔，促进祖国统一”、“团结共勉，统一祖国”。1988年3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创办了会刊《黄埔》，父亲在创刊号上再度题词：“海峡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黄埔校友自当共促祖国统一。”　
　　祖国统一，是父亲他们这代人最大的心愿啊！　
　　那几年，父亲心系祖国的统一大业，心系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的开展。需要他做什么，二话不说，立即支持。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岸统一的呼声更高。1990年初，89岁高龄的徐帅和91岁高龄的父亲，联名向海内外的黄埔师生发表了春节谈话，主要历数了黄埔师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现在“祖国尚未统一，同学仍须努力”，号召海峡两岸及旅居海外的黄埔师生，当以和平奋斗、“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为新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