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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聂荣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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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第三炮，是指核试验基地当年要执行的第三次核试验任务，也就是氢弹原理的试验任务。
12月11日下午，父亲参加第17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人造卫星研制，和即将进行的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以及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射程×千公里以上的东风三号中程地对地导弹，因为是父亲一手抓的，所以他比较放心。他最牵挂的，其实还是氢弹。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东风三号导弹试射、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会上，父亲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父亲同周恩来一样，一边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纠缠，一边为这两次重要的试验做部署。
12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明年的科研任务，现在就要抓紧安排，以便一些最主要的科研项目继续搞下去。
他还是想抓紧，他最怕翻来覆去折腾人的运动耽搁国家的大事、正事。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入冬时节，父亲就要感冒一次。1966年底，离开北京之前，他又病了一场，感冒发烧，天天请医生看病，服药治疗。还好，动身之前，病好了。
他的身体早就不强壮了，但他有韧性，比较抗折腾。快70的人了，疾病缠身，原本正常。许多年来，我和母亲摸清了他的规律：只要有任务，只要是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他的精神头儿就会高涨，大病会变成小病，小病就会无影无踪。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机场，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在机翼下的这座城市里，北航的红卫兵们正在疯狂地向他开炮，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随处都可见到。有人说，他到基地去，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
一向沉稳、厚道的父亲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他时刻牵挂的是怎样让导弹继续腾飞、核弹接连爆响。
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2）
正如父亲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这是他短短一个月内第二次来马兰。陪同父亲的刘长明说，父亲下飞机后，顾不上喘口气，他就听取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确定试验零时定为28日中午12点。晚上，父亲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
28日上午11时，父亲来到核试验场。他看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在流云飞雪中挺立着，阴云中渐渐透出一片蓝天。
1966年12月28日，对于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事业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12时整，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下午，父亲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情况。
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在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中国第一流的两弹专家大多到会，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
父亲总结说：“下一步争取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吨到200万吨当量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再作最后决定。”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可以按此进行安排。
1967年的元旦，父亲是在马兰度过的。这天，他观看了氢弹原理试验纪录片。
1月2日，父亲在同核试验基地领导人谈话时说：1967年一定要氢弹试验成功，基地要据此安排好各项工作。再次强调了基地要在正面教育中发扬好民主，并说，民主空气搞好了，运动中就不容易形成两派。
49响在法国前面（1）
父亲于1月3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几位科技人员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份即可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要响在法国前面，建议改在7月1日前炸响。
当时有消息说，法国即将炸响氢弹，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憋着一口气，要响在法国前面。
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于2月20日向周恩来和我父亲汇报了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建议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
父亲和周恩来同意这一安排。
为调整修改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按照既定的安排，九院从2月22日开始在221厂召开有院领导和科技专家参加的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
就在这样的时刻， 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了这次武斗事件，导致221厂内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加剧，厂内秩序混乱。朱光亚回忆说：“这时，我们的会议才进入第二天。这一情况向北京国防科委报告后，聂帅非常重视，他意识到如不采取断然措施，221厂的科研生产及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学技术人员也要遭殃。当天，聂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提出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周总理同意聂帅的建议。第二天，聂帅指示221厂将与会专家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由国防科委转请空军司令部派出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科技专家接到北京。”
3月2日，父亲接见刘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同志并听取了汇报。父亲指出：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能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召开计划会议，把近期、远期的任务安排一下，这很好。问题是会议如何开法。核试验和有关的会议，不能让“造反派”把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计划会议可以吸收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参加，这就是走群众路线。计划会议安排在京西宾馆，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名义召开，设一个领导小组，由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和李觉同志组成。
3月4日下午，周总理和父亲接见了221厂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总理先请父亲讲话。父亲说：
221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国防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父亲签发了这份《决定》）。221厂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父亲还宣布，由贾乾瑞（解放军8122部队司令员）任221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
接着，周总理讲话，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他指出，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工作，实现大联合。他希望厂内广大群众、干部，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本厂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任务以及其他各项工作。
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军管小组领导下，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多数职工积极投入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
4月初，父亲再次接见了氢弹研制、试验的有关同志，他听取汇报后再次指出：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在突破氢弹技术关键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一件大事。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单位全体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要很好总结经验，正确对待核武器研制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作出更大贡献。他还特别强调：理论与试验要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核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没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展理论，又必须十分重视试验，积累数据，重视和分析研究这些数据。没有试验，就不可能发展理论。
父亲还说：搞核武器研究要强调保密，但也要走群众路线，发扬技术民主。两者并不矛盾。核武器虽然是绝密的，但把它包含的众多科学技术分解开来看，大量的还是一般技术。
父亲的这些讲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49响在法国前面（2）
为保证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父亲在1—3月份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5月9日，父亲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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