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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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按照父亲的经验，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规划，大力协同，缩短战线，坚持攻关，不断取胜。正是依靠这个经验，中国才有了“两弹一星”。　
　　然而，由于“文革”期间，科技界是“重灾区”，积累下成堆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大家都想迅速发展，但又都在各自为政，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与协调。于是，父亲很快发现，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这些中国科技界的重要阵地上，各个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办事情，更谈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重新“挂帅”（2）　　　
　　父亲认为，照这样子下去，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面对这种矛盾的状况，八十高龄的父亲似乎比谁都着急。一天，他去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小平说，中央也为之着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帮助中央协调解决才行。　
　　中央选来选去，又选到了我的父亲。那时在中央的上层领导中，对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领导经验的，最有威望的，还真是非父亲莫属。　
　　1979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请父亲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出面掌握和协调。　
　　父亲当时正在病中，身体时好时坏，尤其是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还是抱病承担了中央的重托。　
　　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邓小平出面找父亲谈话，父亲选择了他一生钟爱的科技事业。如今，八十高龄的父亲义无反顾，再度挂帅。　
　　科学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有：方毅、王震、张爱萍、洪学智、李昌。后来，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虽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统的关系与利益。　
　　12月6日，父亲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冲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　
　　信后面附上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　
　　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　
　　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总参谋部。　
　　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重新“挂帅”（3）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