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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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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
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危难之际情更浓（2）
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
邓叔叔从政坛上消失之后，听说他们一家去了江西。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念叨说：“不知小平怎么样了，但愿他身体没事，熬过去就好了……”
现在，邓叔叔从江西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父亲、母亲当然是高兴得不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保重！保重！”
邓叔叔的吉普车从我家门前消失了。父亲、母亲仍然是久久地望着胡同拐弯处，似乎意犹未尽。
不久，父亲对母亲说：“小平全家从江西回来了，我们请他们来吃豆花吧。”母亲说：“好啊。”4月1日，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邓叔叔全家来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里马上热闹开了，父亲、母亲、邓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开心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到处跑。开饭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开盖子，邓叔叔闻了一下，说：“好香啊！”
那天，邓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开心。邓叔叔的继母年龄大了，来不了，邓叔叔他们临走之前，父亲叫用小锅打一盆豆花，给邓家老祖母带回去。
邓叔叔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父亲为老战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次说：“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邓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亲对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帮”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总理病重，邓叔叔处境困难的日子里，总部机关有的领导人不敢去见他，父亲批评这些人，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
在邓小平叔叔处境最困难的1976年1月，父亲更加地牵挂他。1月10日，父亲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伯伯的遗体告别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随行人员，去看看小平。
他的车子开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邓叔叔家。邓家的工作人员说：首长外出了。
父亲就怕有什么意外，又问了一遍，确定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而不是被软禁，他才放心地离开了邓家。
没有见上面，让他感到很遗憾。
2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父亲吩咐我代表他和母亲，给邓叔叔的女儿邓楠打电话，给他们拜年，问候他们全家好，并且特意嘱咐，“要小平保重身体”。我把电话打通了，邓楠很感动，她当即代表父母问候我的父母亲。
说到危难之际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亲与陈毅叔叔的一段轶事。
1970年10月，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疗，忽然看到门外有个身影一闪，很熟悉，像是陈毅，就大声说：“门外是谁呀？陈老总吗？”
当时，陈毅叔叔的处境比父亲的还要差，因此，陈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夹起来。他想进来看望我的父亲，又怕连累了老兄，所以在门外犹豫、徘徊。
陈叔叔说：“聂老总，是我，陈毅。”
父亲说：“你进来呀，有什么哪！”
陈毅叔叔迟疑一下，还是进来了。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起来，父亲和陈毅叔叔的关系，有点像和邓小平叔叔，既是老乡，又是在法国认识的，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战略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建国后，陈叔叔当外交部长，父亲管科技工作，两人都算是没闲着。而且陈毅叔叔性格豪爽，为人潇洒，才华横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父亲轻易不和别人开玩笑，但和陈毅叔叔在一块，他有时还开开玩笑。
“文革”爆发后，陈叔叔挨的棍子比父亲多，处境也更艰难。感觉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锐气也磨掉了不少。
他们好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彼此也很牵挂。二人聊了一会，秘书来到病房，要给父亲念文件。陈叔叔一见，起身要走。因为按照陈叔叔当时的处境，有些绝密或者机密文件他是不能看的。
危难之际情更浓（3）
父亲忙说：“走啥子呀？一块听！”
陈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杀头的噢。”
父亲说：“今天你听我的，我们一块关心国家大事嘛！”
陈叔叔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
从这以后，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秘书念文件时，父亲都会把陈毅叔叔叫来一块听，老哥俩一块分析形势，一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肖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肖克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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