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戈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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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当年在马圈那一夜听到的传说，又回到我的记忆“内存”之中。　
　　这一路，除了黑喇嘛，我并没有找到“秃尾巴”。回到马群值第一个班时，我开始数交班的马数，发现“秃尾巴”臊眉搭眼地跟在马群最后，脖子和屁股上新添了叫儿马（种公马）咬伤的痕迹。下一年接收军马的，是中朝边境的部队。他们真的太爱我们的“巴里坤马”了，他们赶走的马群中有我的“秃尾巴”。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年战备紧张时期，军马场所在的那个空旷区域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信号弹”。　
　　只要我们轻松了不长的几天，刚刚忘记“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晚上，特别是半夜过后或黎明之前，戈壁草滩的某个隐秘地点就会出现信号弹，将人们惊扰得如同被窝里抓了一条蛇。连最沉得住气的人也成了惊弓之鸟。也有人说，那是一种没来由的“传染病”，所谓信号弹，可能是一颗流星，或是晃动着的火把。可我在一次值夜班时亲眼看到一枚信号弹（如同礼花中的“起花”）从几十公尺远的小山坳里腾地升起，同时，还听到了一声婴儿的啼哭。不但头皮发麻，还——别笑话我——尿湿了裤子。1971年秋，我住在“青疙瘩”的十连连部，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学习“两报一刊”社论，有人在室外凄厉大叫“信号弹”，人们全跑出去，每逢学习我从来坐在门口，所以还来得及见到一个拽着光尾的东西坠落到饮用水的水池子里。这件事还被当时的政治处立案追查。说真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马厂职工包括我自己，至今也没有见过真的信号弹发射起来是什么样，人们心目中的“信号弹”，一是来自电影，二是来自“炮打灯”一类的烟花炮竹。　
　　当时主管这个事的政治干事曾恨恨地说说：这些信号弹是定时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被现场抓住过。——可定时器有人见到过吗？也没有。当时推测，这些信号弹是“伊吾四十天”时期乌斯满或尧乐博斯留下的；也有人认定，那全是黑喇嘛的余党的“杰作”。可黑喇嘛在黑戈壁时，还没有信号弹吧？　
　　“信号弹”事件不管是谁干的，怎么干的，反正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在几年间借助边境内外的紧张形势，弄得黑戈壁附近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如果黑喇嘛真的还可以“回来”，那他一定会选择这个时候回来。如果乌斯满、尧乐博斯真的还有死党潜藏在东天山与外蒙古之间这个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那他一定会耐不住寂寞跃跃欲试。为什么不呢？　
　　……在军马场的生活太闭塞、太单调了。还有什么比黑喇嘛，比这些传奇故事更有吸引力？当年我记了几本子的笔记，名字叫《一知集》——一知半解之意。不，可能是“一叶知秋”吧。　
　　我们的军马场，就在天山东部南北两道大山之间。它有自己的林场、煤矿、水库、草场……完全是一方柱石。场部所在地叫做“松树塘”。　
　　松树塘是丝路古道上的著名驿站。纪晓岚、洪亮吉等许多名人都为它写有路经的志感之作。在笔记之中，我写过樊梨花与鸣沙山、樊梨花的拴马桩、喀尔里克雪峰之下的“冤案”、纪晓岚与松树塘、天山庙和那个唐碑、焕采沟、南山口的残破古驿、辟特霍勒夜宿记、“伊吾四十天”、青疙瘩、八墙子沟、克音的野马（实际是蒙古野驴）、南山之中为铁链拴住的松树之王、清代名将岳钟琪的点将台、如同电线杆一样指向西方的烽火台……那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在军马场的“北京知青”与“乌鲁木齐知青”之中，我的“书箱”颇知名。我的行囊中有许多世界名著。刚刚上了马群，我正在连续阅读雨果的《笑面人》与狄更斯的《双城记》。与《悲惨世界》相比，我更熟悉《笑面人》；《大卫科波菲尔》我几乎读不下去，可《双城记》早读得烂熟。为此，我成了“异类”。但书籍是不可或缺的。今天他汇报我“读资产阶级”，明天他会与我一同为“关伯仑”死去活来。　
　　再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不是都从北京的“燕东园”来到了纪晓岚写出《乌鲁木齐杂诗》的天山脚下了吗？再说，不是还有黑喇嘛、尕司令、尧乐博斯、乌斯满，有纪晓岚、洪亮吉、徐松、林则徐、邓廷桢……与我作伴吗？　
　　离开军马场之后，我多次在西部的丝绸古道上探索秘境。我常常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即道路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黑戈壁》一（5）　　　
　　就拿哈密北部、伊吾与巴里坤来说，至少在清朝它是非常重要的区域。通过这里的古道，曾是支撑西域（新疆、卫拉特蒙古）政治格局的命脉。从北方比如归化、绥远、包头、张家口等地出发的商队，一年四季相望于道，而商队的终点并不是乌鲁木齐，而是奇台。奇台，又名叫“古城子”，被视为“五路要冲”。这条“北线”从中原经过内蒙古草地、黑戈壁，越过东天山进入新疆，抵达奇台前，一直在天山主脉的北部伸展向前。它的兴盛几乎与清初经营西域同时；荒废就在20世纪前期。一个直观的看法是：20世纪前期古道交通进入了自动化时代，有了公路、铁路，它们不必再紧紧依水泉前行，而可以将路线取直，改道由天山南麓前往乌鲁木齐。这样，山北的旧路就与驼马木轮驿车一同退出干线交通，因此，巴里坤、伊吾、哈密东北部被“冷冻”在大山另一侧。　
　　但是，有在军马场的几年生活，我知道它只涉及了问题的一部分。　
　　实际上，“北线”（或“小路”）之所以重要，是与整个清朝的国策紧密相连的。清朝在入关之前就重视与喀尔喀蒙古的关系，满洲贵戚敢于和明争夺天下，靠的就是蒙古诸部的实力补充。在清朝，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办事大臣，与伊犁将军一样，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为了避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危险中，这条道路无比关键，是大清的命脉。1911年辛亥革命直接导致清廷退位，原来以满洲为宗主的外蒙古开始了从中华版图剥离的过程，最终成为另外一个国家。一只展翅高飞的黄鹄，变成引颈长鸣的雄鸡。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及唐努乌梁海等广大区域不再由来自中原的物资支撑，也不再需要这条精神“脐带”。　
　　于是，这曾经相当繁忙，至关重要的古道，便成了一节盲肠。　
　　所以，古道从来也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与匈奴争夺西行控制权的持久征战，曾使黑戈壁以及它的东西两端烽火此起彼伏。那个投笔从戎的将军班超，与匈奴的第一仗就是在巴里坤湖——蒲类海——打的。　
　　清朝经营西域，首先在哈密打下了一个“楔子”，那个著名的汉军旗人将领岳钟琪（据说是岳飞的后裔）长期在巴里坤“练兵”，实际是保持着一支机动的威慑力量。有了天山东部，就可以接应额济纳，制约科布多，遥控乌里雅苏台，并且卡住了丝绸古道的脉门。没有岳钟琪的“练兵”，这个区域早就成为征战杀伐之地了。在这个背景之下，一个世纪间发生在黑戈壁以及周边地区的往事，才有了特殊的意义。　
　　军马场占据着东天山关键的位置。　
　　我们的夏牧场几乎与外蒙古相连。“对班”老裴的另一个长处——你与他发生矛盾冲突越多，就感到他的长处也越多——是熟悉整个北山以及周边的村落、居民。他叫得出许多地名，这些地名我原来曾不怀好意地认为认为是他自己随口起的，可在以后数十年间一一得到了印证。　
　　他告诉我：我们东边越过一道山梁就是“黑戈壁”，下马崖尽东边就叫做“大黑戈壁梁”。而军马场正北与蒙古国交界处的大戈壁，叫“白戈壁”。“白戈壁”是一目了然的戈壁；“黑戈壁”则是神秘莫测的戈壁。他几乎叫得出北山的每一处夏窝子的地名，叫得出山中的每一处隐秘的水泉的名字。可他明明是来自甘肃东部的“盲流”呀。一个有心人与无心人有多大的差别，看看老裴就知道了。我多次在白戈壁的芦苇丛中，遥望着边界黑黢黢的界山，时不时可以看到骆驼在山根游荡，奔马从视野掠过。那时野骆驼还是家骆驼，是野马还是牧群中的马匹，从来不成为问题。我多次在戈壁的边缘看到匆匆来去的野狼。很长时间我不愿意承认，如何区别一只狼或一只狗就是“对班”老裴的“专利”。诺，那个夹着尾巴的是尾随畜群的狼，而狗只要走动尾巴便直直竖起来，如同旗杆。至于如何分辨在北方山影映衬之下行动的动物是不是一匹马，他教我的一个简便方法是：走路时抬着头（昂着头）的是骆驼、牛，始终低着头的是马。　
　　现在说的“牛市”“熊市”，说不定就是从此而来。　
　　从远古开始，改变人类居住版图的，除了战争，就是迁徙。道路无处不有，变更随时会出现。从游牧到定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新的迁徙的开始。在军马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游牧。一个马群，冬天放牧在连部附近，夏天则要进入深山，放牧在夏牧场。身在马群，除了书籍你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细软财物。一件十来公斤重的皮大衣，一个行军水壶，就是你的生活必需品。而在一具帐篷之内的，只能是“一家人”。试想，在每个月搬一次家的情况下，什么事能够瞒住同住在一个帐篷之中的人呢？　
　　在军马场当“牧马人”的五年间，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