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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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中级以上的后勤机构。一个府县，可能输送食粮及银两于十几个不同的小单位；一个

　　　　卫所，也可能接受十几个府县送来的粮食和银两。这种方法一经成为定制，就如盘根错

　　　　节，任何高级单位也无法把补给点和补给线作合理的通盘改组，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于是供应不能足额的情况就时有发生。试想，由十几个单位分别按固定的数量供应，总

　　　　难免有个别单位由于意外的情况而不能如额缴纳；而其他单位则并不负有补足缺额的义

　　　　务，即或有这样的义务，也不见得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在开国一百余年以后，书面的

　　　　规定早已和实际的详情格格不入。纵使有局部的调整，充其量也不过见效于暂时而终于

　　　　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查阅官方的史籍，书上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全国的补给已由中央统筹分配，而

　　　　实际的执行却全赖直不相属的下级机构。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之间的补给关系已如上述，

　　　　即使是运往北京的治粮，其运输的情况也十分奇特。所谓港粮，就是从南方大多数府县

　　　　中征收田赋所得的，通过大运河而运往北京的粮食。按明文规定，清运由专业化的军上

　　　　负责运送，运送的军士即称之为运军。全部运军有官兵12万人，分驾运粮船12000艘。

　　　　但是这个庞大的队伍却没有一个统筹后勤的机构来做周密的安排，以使其秩序井然地运

　　　　转。粮船直接在江南的水滨接受纳税者所缴纳的谷米，然后解线北运。一艘粮船由一个

　　　　下级军官管理，并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所运的粮食送达北京附近的张家湾仓库以前，

　　　　粮船上全体官兵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甚至妻子儿女，都等同于保证这次运输安全的抵

　　　　押品。因为除此而外，别无更好的方法可以作有效的管理。至于粮船的制造，也同样表

　　　　现了散漫和缺乏组织的特性。这些粮船的法定使用期限为10年，过期就需要重新建造。

　　　　在淮河沿岸设有“船厂”一处，是全国最大的造船场所，其产量的高峰为年产700股以

　　　　上。然而这个所谓船厂实际上由82个小型船厂拼合凑拢，各厂之间各自经理。虽有一个

　　　　类似于总管理处的机构，它却无统一调度人力和物资的权能，自然也更谈不上有效的技

　　　　术分工。

　　　　不消多说，组织上的低能必然造成装备上的落后。本朝并不完全缺乏这方面的能工

　　　　巧匠，但是他们都被集中到皇城里，专门为皇帝的禁卫军制造精美的甲胄。一般的野战

　　　　军只能服用树以小铁片的棉布袄，或者由纸筋搪塞而成的“纸甲”。至于士兵们使用的

　　　　武器，也大多是由各地府县作为赋的一个部分制造缴送，质量既有欠精良，规格也谈不

　　　　上标准化。

　　　　以上种种落后的情况，使本朝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与这种

　　　　情况相一致的，是对于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

　　　　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上文所提到的刘挺，外号人称“刘大刀”，根据夸大了的描写，

　　　　他所用的按铁大刀重120斤，可以在马上“轮转如飞”。和刘级同在辽东战役中牺牲的

　　　　杜松更为粗蛮卤莽。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可是一旦战败，就会毁坏自己的兵器甲胄以

　　　　发泄怒气，而且不断声称必须自杀或者落发为僧，毫无镇定从容的大将风度。因之，此

　　　　人被努尔哈赤称为“杜疯子’。

　　　　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而继承父业。任命的程序相当复杂，大致是高级

　　　　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下级军官则无须降级。从本朝中期开始，情况稍有改变，

　　　　自兵部尚书刘大夏奏难推行武试，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及格就可以取得进

　　　　身之阶。但事实上由考试及格充当军官并上升为高级将领的，可谓绝无仅有。而且这种

　　　　武生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拥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

　　　　从未涉及军事科学。各处所开办的“武学”，也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

　　　　学进度，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原则。

　　　　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

　　　　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将领既然大多属于一勇之夫，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

　　　　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官。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

　　　　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

　　　　统统由文官主持。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敌国的全面入侵，同时也不打

　　　　算全面进攻敌国。发生在1449年号称“土木之变”的战役，正统皇帝为瓦刺所俘虏，已

　　　　经暴露了军事体制中致命的弱点。然而这样震惊全国的事件仍然没有能够引起应有的重

　　　　视与改革。武备继续废弛，军事组织不断衰退。文官们只要在他们的任期中保持平静无

　　　　事，则一切有关军队改造的计划大可束之高阁。一直到16世纪中叶，倭寇的势力大张，

　　　　不仅屡次攻破了被视为固若金汤的东南海防，而且长驱直入，视守军为无物，这才使中

　　　　枢的文官惊醒，发现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穷则思

　　　　变，改革已成为势所必然，而改革的初步，仍在于选择有创造精神的高级将领，他必须

　　　　在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

　　　　踩阳东南沿海的倭寇不同于普通的海盗。海盗大多是乌合之众，只要抄掠财物的目

　　　　的一经达到，随即呼啸而去。而倭寇则不然。他们登陆以后通常要建立根据地，有时还

　　　　围攻城池。其中的成员也并非全部日本，而常常混有不少的中国人。在一般情况下，

　　　　中国人还在其中占有多数，而且可以担任高级头目。

　　　　倭寇入侵的原因，与国际贸易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朝禁止民间的海运通商，虽然

　　　　律有明文，但是实际上却无法彻底执行。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好多不同国

　　　　籍的冒险家纷至沓来。这些冒险家所使用的船只，最大的长达100尺，宽达30尺，船壳

　　　　厚达7寸，超过了中国战舰的规模。据记载，在这些冒险家出没的极盛时期，每天有大

　　　　小船只1200余艘在中国海岸活动，数字似属夸大，但是利之所在，熙来攘往，已不在话

　　　　下。其贸易的区域从日本各岛至遇逻湾，状如一弯新月。在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

　　　　能达到的近陆岛屿上，他们指定了走私贸易的港口。由于没有一个法庭可以解决买卖双

　　　　方间合同和债权的种种纠纷，十多个有力量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作为后盾充当了仲裁者，

　　　　并因而逐渐被认为海上权威，成了海盗的头目。

　　　　这些海盗头目声威赫赫，和当地的士绅互相勾结，甚至结为婚姻之好。他们公然在

　　　　沿海修理船只，而且勒令村民接受他们的传讯。这种海上权威虽然尚属萌芽，但任之滋

　　　　长发育，则必然会威胁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政府。

　　　　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

　　　　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忍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

　　　　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切给养。

　　　　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

　　　　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崩溃”的后果。而可歌可泣的作战，却反而出现

　　　　于仓粹集合的民兵以及各地生员所组织的保卫家乡之情景中。

　　　　在日本方面，充当海寇的武士，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和五

　　　　岛列岛。他们既无统一的领导，也无长远的作战目的。起初，他们有一个空中楼阁式的

　　　　希望，以为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而他们中的领

　　　　导人也可以受到招安而荣获海陆军将领的官衔。这些希望在总督胡宗宪发动的一次行动

　　　　之后终于成为泡影。胡宗宪以把安为诱饵，使这些海盗头目束手就擒，而后又把他们的

　　　　头颅送到北京邀功。这种措置只能激起日本的侵犯者更大规模的来犯，并且使今后的屡

　　　　次入侵更缺乏政治意义，其惟一的目的只在于劫夺财货。

　　　　这些日本海寇虽然在上层缺乏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的组织力量则不可忽视。虽然是

　　　　杀人越货，也表现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的严密性。据目击者记载，不论作战或宿营，倭

　　　　寇的小头目对下级战士能施以极严格的纪律管制。门对各个小股部队战法一致，也表示

　　　　了他们并非仓促招募而来的雇佣兵。他们不断地以寡敌众，击败了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国

　　　　官军，而中国的农民造反，却大抵缺乏这种能允

　　　　这些海寇乘坐可以装载百人左右的船只登陆。大举入侵时，常常集结30一50艘船只，

　　　　人数多达几千。在他们的凶焰最为高炽之际，可以有两万人据守占领区内的军事要地。

　　　　本地的居民在威逼利诱之下也有不少人参与他们的行列，其中有的人在以后被押送至日

　　　　本作为奴隶。他们劫掠的物品不限于金银珠宝，根据需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