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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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数的情况下就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

　　　　为社会风气。（24）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斗，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

　　　　主之境。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

　　　　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

　　　　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除此以外，他虽然承认明文规定5年以上不得赎还的条文，但却要求有书面契约作为依

　　　　据，否则这一条文就不能适用。这个理由表面上似乎并无不妥，然而按诸实际，农民间

　　　　的借贷，通常却很少有书面契约。据他自己说，对这样的案件，他所批准减还的仅占二

　　　　十分之一，但正如上面所说的，他不是依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只凭个人的判断去裁决

　　　　为数众多、头绪纷繁的争执，其是否能—一做到合情合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还在海瑞受理田产纷争之前，他已经受到了监察官的参劾。参劾的理由是他不识大

　　　　体，仅仅注意于节的纸张等细枝末节，有失巡抚的体统。随后，给事中戴凤翔以更严厉

　　　　的措辞参数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作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

　　　　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货方还款。这种明显的夸大之辞不免使人怀疑这位给事中

　　　　是否已经和高利贷者抗温一气。更为耸人听闻的是，戴凤翔竟说，7个月之前，海瑞的

　　　　一妻一妾在一个晚上一起死去，很可能出于谋杀。尽管海瑞答辩说他的妻妾在阳历8月

　　　　14日自缢，而妻子则在8月25日病死，但是给事中的参劾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不论

　　　　真相如何，许多人已经怀疑海瑞确系怪僻而不近人情，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家庭悲剧。

　　　　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流继续送达御前。

　　　　支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流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

　　　　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

　　　　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

　　　　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

　　　　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土，皆妇人也”。这种一概

　　　　骂倒的猖厥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

　　　　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

　　　　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

　　　　仆谬声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之议，有深愧焉。”

　　　　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

　　　　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后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

　　　　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尖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

　　　　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

　　　　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

　　　　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

　　　　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

　　　　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读和事务

　　　　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史’，和文盲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经谓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

　　　　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新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

　　　　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

　　　　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

　　　　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

　　　　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

　　　　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

　　　　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

　　　　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

　　　　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

　　　　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

　　　　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

　　　　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

　　　　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

　　　　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

　　　　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

　　　　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

　　　　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

　　　　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

　　　　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

　　　　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

　　　　“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

　　　　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

　　　　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

　　　　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

　　　　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

　　　　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

　　　　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

　　　　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

　　　　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

　　　　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

　　　　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

　　　　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

　　　　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

　　　　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

　　　　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

　　　　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

　　　　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

　　　　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

　　　　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

　　　　训练，管理，考核，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

　　　　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

　　　　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

　　　　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

　　　　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