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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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好有一位外国的进步记者飞重庆，我就把十份《建国日报》托他带给了龚澎。
　　报纸虽小，五脏六腑俱全，所以一出版，就颇受上海市民的欢迎。记得出到第五六期，就销到五六千份，这在报摊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上海，总算是不容易了。还有一件事，我们捅了一下当时以太上皇自居的美军的马蜂窝，这就是从中央社发的二十几个字的短消息中，我们看到了美军打死了一个三轮车夫臧大咬子的消息。我们唯一的外勤记者顾家熙根据线索，访问了死者的家属，写了一篇专访，并鼓励他们提出抗议，在舆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抗议美军“残杀臧大咬子”的风波，使国民党陷于十分被动。由于这张小报“敢讲话”，所以我写过一则只有五十来个字的补白：（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另一种是封条。我把这五十来个字画了一个小花边，本来是一种讲怪话出口气的意思，可是想不到这两句话很快就传开了，外埠还有几家进步报纸转载，我也觉得很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这张报出了十二天，到十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市党部就下令查封。我立即赶到市党部去抗议，一个姓陈的党棍（是不是陈训悆，我记不清楚了）大摇大摆地接见了我，凶狠狠地说：“这张报没有登记。”我拿出重庆报上登过的国民党中宣部的规定，“凡在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过的　报刊可先出版后登记”给他看，并说：“我们在十月七日就用挂号信向你处登记。”他居然脸也不红，说了一句：“禁止发行，这是政府的命令。”背转身就走。我说：“政府违法，我要抗议！”他躲得快，装做没有听见。
　　十二天，这大概可以说是最短命的报纸了。我分别向恩来同志和郭老作了报告，希望就此事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当然，我也知道，这种抗议是不会得到结果的。因为，《建国日报》复刊那一天——十月十日，国共两党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但不久就发生了“较场口事件”，郭老被特务打伤。同时，蒋介石也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进攻东北解放区。所以，十月二十五日我和刘长胜、梅益等商谈《建国日报》被封的善后问题时，我们考虑的已经不是争取《建国日报》复刊，而是防止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筹备处进行迫害和袭击的问题了。也就是这一天，我接到了王若飞托人带来的一封信，内容是说，他和董老看到了《建国日报》的创刊号，非常高兴，并说董老和郭老看了我写的那篇“复刊词”，都认为写得很好，措辞也很得体，一方面对我们“孤军作战”表示赞许，同时也讲到尽管缔结了“双十协定”，但东北、华北，乃至华中形势继续恶化，要我们保持警惕。
　　《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有人说我“唱独脚戏”，也有人说所有文章我一个人写的，是“单口相声”，而事实并非如此。社论、副刊上的文章，及“乱离人语”，的确是我写的，但当时还没有公开出面的恽逸群同志也写过几篇文章，而“本报专访”，如关于“臧大咬子事件”的报道，和许多本埠新闻，则都是顾家熙写的。
　　《建国日报》被封，《新华日报》不能复刊，偌大的上海和华东一带，没有一个宣传阵地，长江局九月十四日电报中提到的范长江、阿英、钱俊瑞又没有能赶到上海，我们该怎么办？当时上海只有一份柯灵主编，马叙伦、郑振铎、唐彛�经常撰稿的《周报》，许广平等也在这刊物上写文章，我拜访马老的时候，他也要我写稿。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许多日报都在上海复刊了，在“孤岛”上耽久了的人又或多或少地对那位“六十衰翁”还有一点幻想，不在大报上打开缺口是不行的。我对梅益建议并立刻得到上海党组织的同意，我们也可以运用全国人民希望和平、民主的愿望，和国民党当时还不敢公开要打内战和反苏反共这一弱点，团结一批爱国的、热望和平反对内战的上层知名人士和学者，请他们以个人名义写文章，通过各种渠道打进《申报》、《时事新报》，乃至《中央日报》里去，逐步地形成一种“反内战”、“要民主”的舆论。我们分头走访了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宦乡、傅雷、李健吾……请他们撰写有关当前时局的专论，然后通过马骥良（唐纳）、柯灵等的关系，把这些文章在国民党办的和民办的大报上发表。由于当时正处在一个“谈谈打打”、或“明谈暗打”的特定时期，美国也还口口声声以“和事佬”自居，所以我们组织的那些主张和平建国的知名人士的文章，连《中央日报》也登了不止一篇。自己没有宣传阵地，而以组织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撰写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建设的文章，在上海各大报上以“专论”或“本报特稿”的方式陆续发表，造成一种颇有声势的舆论，我们这种作法曾受到过王若飞同志转来的长江局的表扬。据我回忆，直到一九四六年初，由于战争末期进入东北的苏军拆卸和运走了日伪所属的所有工厂设备和机器，国民党在全国规模煽起了一场反苏运动的时候，《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才不再登载我们组织的民主人士的稿件。
　　从一九四五年冬到一九四六年初，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一方面，“双　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调动大军向华东、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内战在各地蔓延，为了镇压民众反内战运动，十二月初在昆明发生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另一方面，美国杜鲁门政府为了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蒋介石军队并把他们运往北方，所以还派遣马歇尔到中国来进行“调解”。这一年的“圣诞节”后的一天，英、美、苏三国外长还在莫斯科召开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三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希望中国各主要政党早日召开会议，解决内争。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所谓苏军拆运工厂事件。在当时，惨遭战祸的广大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渴望和平的，所以对马歇尔的调解难免还寄予一点希望。而苏联的拆走日本和伪满所有的工厂设备，又正好给了英美新闻媒介以一个很好的反苏宣传的机会。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在外白渡桥领事馆举行建军节招待会，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有四五千人之多的反苏集会，群众包围了领事馆，高呼反苏口号，我和凤子等几个文艺工作者穿过包围圈进入领事馆，就遭到了一片“打倒卖国贼”、“打倒共产党”的呼声。国民党一直是害怕群众的，从来不敢也不可能动员群众来举行示威活动的，可是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共的机会。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尽管英美通讯社的报道有夸张，但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这一事件和马歇尔的伪善性的“调解”合在一起，使过去一直同情我们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在思想上造成了混乱。罗斯福当权时期，由于史迪威的反对蒋介石，我自己也曾由于看不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写过一篇有错误的文章，在《新华日报》整风时受到过董老的批评；那么现在呢？杜鲁门政府的亲蒋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苏联这一不友好行动又当怎样表态呢？我和梅益商量过，都拿不定主意。我硬着头皮去找了一下当时在上海当苏联商务处负责人的安特列耶夫（他过去在重庆苏联大使馆当过武官），问他苏联是否真像英美通讯社所说的那样“连一根螺丝钉也不剩地”搬走了所有的工厂设备？他一反过去的友好态度，居然摆出了一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外交词令”。我想了许久，终于觉得我们不能让这一局部事件来混淆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我们更不能让国民党利用这一事件来转移目标，欺骗群众，让他们把和平建国的希望寄托在杜鲁门、马歇尔之流身上。于是我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替苏联辩护的文章，要发表这种意见，在那个时刻，在大报上是肯定不会发表的，我请柯灵转给了《周报》，但也未见发表。于是，我去拜访了马叙伦，闲聊了一阵之后，才说这篇文章希望能在《周报》上发表。马老迟疑了一阵，然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而且我们也不了解真实情况，……于是我就说，在文章前面加上“文责自负”，说明该文并不代表刊物的主张。这样，这篇文章终于发表了，但据我回忆，该文发表之后，连进步文化界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就说明了这篇文章即使在我们朋友之间，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但这件事也使我接受了教训，为什么写三言两语的补白（如前述的“两种”）可以很快传遍上海，而正理八经地用自己的名字，再加上“文责自负”的文章，反而会不发生作用？这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写文章一要讲真话，二是要顺人心。
　　大概是一九四六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人先后从重庆回到上海，他们也和我一样，抗战时期忙惯了，闲下来是很不习惯的。吴祖光打算办一份别出心裁的文艺杂志，所谓“别出心裁”，也就是尽可能地不板起面孔讲　大道理，不搞老一套，加上他们都不是专写小说或评论的，而是剧作家和画家，所以他们提的要求是“图文并茂”。我同意他们的想法，表示愿意支持，这就是同年四月出版的《清明》。他们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弄到了一间很漂亮的编辑室，这大概是张善琨为着要洗刷自己的汉奸嫌疑，讨好“重庆来的文化人”而无偿借给他们使用的，地点是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二楼，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