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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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想找一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　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毕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老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　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丐尊、傅彬然……），和梅益开给我的名单上的知名人士（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周予同），转达了郭沫若社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们对即将出版的《建国日报》的支持。这之间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去访问卧病中的夏丐尊先生的时候，他表示开明书店愿意出版我在大后方写的那几个剧本。这件事对我个人说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一九四六年我去新加坡和香港之后，我在上海的家用，就靠这几本书的版税。其次是我去拜访了李健吾先生，我和他素不相识，但在孤岛时期，他自告奋勇地当了我在上海的著作权益代理人，上海进步剧团演了我的剧作，他就代我收上演税，把它送给我的妻子。他是一个十分仗义的人，我向他道谢，他还说事情办得不够周到及时。也是在他家里，我认识了顾仲彝和苦干剧社的几位演员，我认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夫人杨绛，也是健吾给我介绍的。
　　《救亡日报》复刊的事进行得顺利，梅益帮我在泗泾路美生印刷厂楼上找了一间厢房作为“编辑部”，并介绍顾家熙同志作为报社唯一的记者。一切筹备就绪之后，我就根据国民党中宣部发表过的“凡抗战前或抗战中出版发行过的报刊可以先复刊后登记”的规定，给国民党市党部发出了一封《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申请登记的公函，这张小报就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正式复刊。
　　《建国日报》除报名外，依旧用了原来的报头，即：“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在第一版上，我写了一篇《复刊词》，开头就说：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侵淞沪，我军奉命撤守，在那个最暗淡的日子，本报发表了社长郭沫若先生悲壮的社论：“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忍泪暂时和上海的读者告别。……但是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现在，抗战胜利，淞沪重光，我们就间关万里，回到上海，再把这张小小的日刊贡献给阔别八年的读者。说“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在当时，我们的确是除了奴隶的锁铐之外，再没有可以失掉的东西了。这锁铐在我们民族身上已经戴了近一个世纪，使我们中华民族一直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日本军阀想要灭亡中国，征服世界，在“八一三”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这个戴了锁铐的东亚病夫，是决不会成为他们征服世界这雄图的障碍的，可是，出于日本军阀的意料之外，中国人民终于不顾一切地站起来了。日本军阀希望我们不抵抗，我们抵抗了；希望我们不团结，我们团结了；希望我们不进步，我们进步了。从一年打到八年，从上海打到黔桂边境，不屈服，不沮丧，以血肉之躯来抵抗飞机大炮，用无比的坚韧来度过了长期的苦难，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大的试炼，而现在，戴在我们民族身上近一百年的锁铐终于打碎了。在抗战中，作为新闻记者，我们以文章报国之心，我们呼吁团结，呼吁进步，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把抗战进行到底；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复刊之始，感慨万端，《建国日报》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必当一如既往，永久地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人民的立场为立场，这一小小的刊物，能否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有所贡献，还是期待于广大读者的支持与指示。
　　一张四开报纸的版面，是很难安排的。我们仍旧辟了一版名叫“春风”的副刊，创刊号上我也写了一篇题为《杂谈副刊》的发刊词。此外，考虑到沦陷了八年的上海人民不太了解所谓“大后方”的起初情况，而国民党的党报又不断地制造谣言，美化他们的“领袖”和吹嘘那批常败将军的“战果”，我们也就针锋相对地用“记者”署名，每天发一篇四五百字的“乱离人语”，来揭露大后方的多种奇闻怪事。
　　十月十二日，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