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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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夫同志是一九三三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经过许多周折，花了几十两黄金，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所以这一年十月下旬，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九二七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团结群众，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一九三五年秋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大家都叫他“老谢”，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所以直到一九三六年初，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他对我说，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已经有了许多读者，不如加一个姓吧。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　两年。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所以十年浩劫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一是“周扬专案组”，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到今天，是非曲直应该是很清楚了。可是，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见一九七八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八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七天的反复讨论，写成初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那么，我们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直到一九四二年，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五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只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大家也都很兴奋，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一九四三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九四四年秋，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一九四五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周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打游击。记得汉夫是一九四六年春回到上海的，大家都忙，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十月，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径香港时，《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中　国文摘》都已出，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七个月，筹集了三万多元叻币，于一九四七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先是“茶亭杂话”，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四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不久就调到北京，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九四八年八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五年，一九五五年调到北京，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五十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当他作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一九五七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一言不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五岁，他却在十四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