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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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彛�、孟超等同志合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卡得很死很死，号召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这都是和恩来、少奇同志的意见相违反的。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同志给我看了由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　必要。“时弊”，指的是“当时之弊”，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党八股，任何一篇文章都得戴帽穿靴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教条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一九五四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两年一再受到批评，却又未能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无知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各地报刊上的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等）的气势和锋芒，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弱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几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么？
　　以上看法，主要是对一般的政论、杂文而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的“心有余悸”，提倡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今日谈”并不是单纯的杂文专栏，它的作者除了报社的编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报社外的干部、专家、学生、工农群众。因此，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有相同的文风乃至观点。但是，值此振兴中华、厉行改革的时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直到今天还想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人，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来抵制体制改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而歧视、欺压、折磨知识分子的人……我认为，受到全国人民爱读的“今日谈”的文章，即使不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还是十分必要的。长期的习惯势力，正像积厚了的水垢和铁锈一样，轻轻地揩擦一下是清除不掉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文风犀利的作者来为“今日谈”写稿，我希望“今日谈”在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树立新文风这一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
　
　《学人谈治学》代序
　　　　　　　　　　　　　　　　　
　　《浙江日报》为了鼓励青年认真学习，相继开辟了《勤学佳话》和《治学经验一席谈》两个专栏，介绍古人勤学成才的故事，发表了当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几十篇治学体会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题为《学人谈治学》，无疑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贡献。在付印之前，编者要我写篇短文，作为此书代序。我算不上“学人”，也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但一则是“君自故乡来，不忘故乡事”，不好推辞；二则在四五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也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因此，只能在各位前辈和乡长面前，班门弄斧，讲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近年来收到不少青年的来信，也从报刊上看到许多青年作者的文章，使我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基本功较差，知识面较窄，他们有生活、有见解、有勇气，但是语文和知识这两者阻碍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同情他们，因为这是极左思潮和十年内乱中，喧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口号所造成的苦果。读了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成“家”之前，绝无例外地都在文、史、哲，数、理、化等等方面经过艰苦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建筑百丈高楼，不先打好地基是不行的。苏步青教授说：“语文是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工具，文理相通，语文学得好，阅读写作能力就提高了，就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和思路的敞开。有的理科大学生数理化还好，但写实验报告文理不通，错别字很多，这样，即使你很有创造性，别人还是看不懂。我劝青年们千万不要忽视语文学习。”这几句话是对理科学生说的，而今天，“忽视语文学习”，竟还是文科学习的通病。
　　学理科的要打好语文基础，学文科的同样要有一定的数理化知识。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管你学哲学也好，学史地也好，学文艺也好，没有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我说的只是常识），在你的专业中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再去学马列主义哲学，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对一分为二，对遗传基因，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就会容易学懂。
　　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都谈到“勤”和“恒”这两者的重要性，我深有同感。假如有人问：治学有没有诀窍？那么我想，勤和恒就是最基本的诀窍。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这是中国的古话。无数事实证明，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从勤学、勤思、勤问中得来的。古往今来的大科学家、大艺术家，从沈括、李时珍到华罗庚、陈景润，从杜甫、白居易到老舍、巴金，他们的勤奋，真的做到了“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的程序。当然，勤和恒，是不可分的。事实上，勤字中间就包括了恒的意思，譬如我们劝人多读书，决不是希望他读一本书，读一天书，而是希望他天天读，持之以恒，把每天读书养成习惯，“嗜书成癖”，习和癖，都只能持之以恒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治学，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从博到约，从浅入深。
　　博和专，是一对矛盾。我读了这本书中学人们的文章，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了博的重要性。我不反对“学贵专精，不尚驳杂”的道理，但是我同时也深信，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昌明、世事日繁的社会里，要专攻一业，不及其　他，恐怕要真的攻克这一业，也是有困难了。在科学范畴里，本世纪六七十年起，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边缘学科，文学艺术就更不必说了，因为电子科学已经“侵入”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你不理会科学，科学毫不客气地要向你渗透。看来，“杂家”这个词，已经不必有贬义了。文学是人学，而人，是生活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的，要研究人，反映人，要刻画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作家的知识就非博不可，非杂不可了。读了戴不凡同志的遗作，他说：“要博，什么书都可以看看、翻翻，记不住内容，或对内容没有兴趣，即使只去知道一下书名、作者、出版年月，积而多之，有时也会有用处的。同时，不但是‘开卷有益’，也得注意社会上的种种（自人情世故以至风俗景物）。”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人情世故，风俗景物”之类，在教科书和正式的社论、文件中是学不到的。
　　谈到博和杂，就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浅字。对此，梁启超有一段话讲得很坦率，他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又在给他女儿的一首诗中说：“吾学病爱博，用甚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无我如。”我认为不论治什么学，“学问欲极炽”和“集中精力”，都是完全必要的，学海无边，对这一门“沉溺”了一阵之后又“移于他业”，看来也是很难免的，而且，要是真的集中精力地钻研了一阵，要“尽抛”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