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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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　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说，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禁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于广州（原载《花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不久前，日本政府派遣的歌舞伎访华使节团在北京演出了歌舞伎传统剧目《忠臣藏》。这出描写日本元禄时代四十七位壮士不畏强暴、勇于抗争，失败后全体剖腹的悲壮故事，对今天的观众来说，也许是很陌生的了。但是，早在近一百年前，晚清诗人黄遵宪对这一壮烈的故事已经作过详细的介绍。他写了一首题为《赤穗四十七义士歌》的长诗，热情地歌颂了这四十七位义士成仁取义的壮举。诗中有云：“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时惊叹争歌讴，观者、拜者、吊者、贺者万花绕冢每日香烟浮。”
　　黄遵宪（公度），嘉应州梅县人。一八七六年中举。翌年，因中国出使日本大臣（公使）何如璋的推荐，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当时正在明治维新后不久，他深受“富国强兵”的思想的影响。在钱萼、孙仲联所撰《黄公度先生年谱》中曾述说：“是时日本民权之说正盛，先生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他的爱国民主思想反映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例如他在《己亥杂诗》中曾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又在诗后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星使（何如璋）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他的诗歌是直接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形式。他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他反对拟古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诗论是很有见解的。他在《人境庐诗草笺注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这些话，现在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由于他的名著《人境庐诗草》的传诵一时，文学史家都公认他是晚清一位最杰出的诗人。但他的成就绝不局限于诗词方面。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新闻记者和颇有建树的外交官。他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他曾被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赴任。在日本时，他主张中日睦邻友好，共御强俄。他在一首诗中说：“王告汝多士，豺虎在有北。……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又说：“唐宋时遣使，车书万里同”，“益知唇齿交，道谊在和衷”（《送尅�户公使之燕京》）。特别是在清末国困民穷的时候，他对中国的变法自强是颇有信心的。
　　一八九六年，他在奉旨入觐光绪时有一段话很能表达他的这一思想：“召见时，载湉问泰西政治何以胜中国，先生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载湉初甚惊讶，旋笑颔之。“（见《黄公度先生年谱》）
　　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当他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时，为反对美国虐待华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近人司徒美堂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这一点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黄遵宪历任驻日本、英、法、意、比参赞，一直受到何如璋、薛福成的信任。一八九六年被任命为驻德国公使，因为他是“新派人物”，遭到当时德国政府的拒绝。同年，又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特别是光绪召见时，他的革新主张受到了光绪的赞许。戊戌政变后，他就被“遣返乡里”，因此近代史家都认为他是康、梁同党。事实上，由于黄遵宪较早地接受了西欧的民主思想，所以他虽和梁启超有深厚的友谊，但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康、梁都是有分歧的。这些分歧乃至对立，在他给梁启超的信札中明显地看得出来。例如他反对康有为的“尊孔立教”，他认为孔孟之道是一种政治主张、哲学思想，而不能把它当作宗教迷信。又如论到曾国藩时，他与曾绝然相反，同情太平军。一九○二年十月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彼（曾国藩）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潜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他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