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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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我没有调查过“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中有没有过以体育为题材的小说，但是我可以肯定，在解放前，我们作家不曾、也不可能塑造出像杨巧莲、吕家荣、章国栋、刘志男这样的人物性格。新人新事，新的社会，新的风尚，这就必然的会在文艺领域里产生出新题材、新体裁的作品。
　　我是一个体育运动爱好者，因此我就特别高兴能看到《女篮五号》这样的电影、《礼物》这样的小说。我希望我国的体育事业百尺竿头，日新月异，我推荐这本小说，是为了希望文艺工作者写出更多更好的以体育为题材的作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原载一九六三年六月廿七日《体育报》）
　
　《南方来信》读后
　　　　　　　　　　　　　　　　　
　　薄薄的一本书，也许你可以很快地读完它，可是它会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占领你的心，使你久久不能平静，永远不能忘记。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作家、诗人，这些信里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美丽的词藻，也不曾引经据典，可是像一幅色彩强烈、人物鲜明的画卷，它会吸引你，感动你，使你愤怒，使你振奋，使你清楚地认识人民的力量永远不可战胜这一真理。
　　这二十二封信都是写给亲人和朋友的，可是，这些信里所说的并不尽是私情。这二十二封信共同塑造了一个崇高、巨大的形象，这就是宁死不屈，敢于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斗争到最后的越南民族、越南人民。
　　写这些信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些信会作为反帝斗争的最真实的文献，编辑成书，翻译出版。可是，看过这些信的人都会承认，这是真正的文学；这些信里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洋溢着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这些信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狰狞、丑恶的面目，这些信对那些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也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战略村”、在集中营、在屠场，能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和平共处”么？在轰炸机、坦克、刺刀面前，能“害怕得发抖”而放下自己的武器么？被侵略、受奴役的人拿起武器来进行正义战争，这“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因而必须予以“扑灭”么？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用血和火的言语作出了最响亮的回答。等待、祈祷、怕得发抖是不能得到和平的。要和平，就必须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战争进行在丛林中，进行在田野上，同时，战争也进行在普通男女的思想上、感情中。正如这本书的《代序》中所说：“在这场斗争中，首先，他（她）们要战胜自己的感情，要克制住对于离家的亲人——有许多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的怀念；要战胜恐惧，消除贪生怕死的心理；要树立起坚定的胜利信心，相信以自己不屈的斗志和手中的简陋武器，一定能够击败发动非正义战争的、拥有现代化设备的敌人。”
　　写这些信的都是普通而平凡的人，可是，他们是崇高、刚毅而坚定的。看看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再看看那些在帝国主义的讹诈面前“害怕得发抖”的“大人物”，那真是何等的渺小可怜、卑鄙可耻！
　　战斗还没有结束，可是，胜败之数，却已经很清楚了。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一天天壮大，美帝国主义的泥足愈陷愈深。法国《国际论坛》报说“美国在南越的沼泽中已陷到膝盖这样深”，连美国的《先驱论坛报》也说：“自从我们在东南亚被缠住以来，一直就没有任何可以采取的好的解决办法！”现代修正主义者看到这些话没有？这不就是“纸老虎”的真实自供吗？
　　感谢越南南方的战友们给了我们这样一本振奋人心的好书，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给中国人民，也将给全世界要革命的人民以巨大的鼓舞。
　　（原载《文艺报》一九六四年第六期。）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
　　　　　　　　　　　　　　　　　
　　雪垠同志：
　　　　　　　　　　　　　　　　　
　　三日手书拜读。非常抱歉的是由于视力衰退，大作《李自成》第二卷，直到五月下旬才粗粗读毕，接着又害了一次重感冒，以致稽复。
　　读后（第一卷主要内容，已由读过的朋友给我作了介绍）我首先要向您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和对你数十年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
　　《李自成》不仅是建国以来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重要的意义，更在以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千万读者的欢迎，粉碎了“四人帮”的荒谬“理论”和一花独放政策。“四人帮”把毛主席不能让帝王将相占领舞台偷偷地篡改为“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舞台”，从而把文艺创作的题材局限今天，而完全排斥了“古为今用”，也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取消了“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这一重大任务。《李自成》的出现，和群众的欢迎，我以为是砸烂“四人帮”文艺“理论”的一颗重型炮弹。
　　其次，使我读后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你基本上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画出了一幅灿烂的历史画卷。也就是说，你以列宁指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的方法，来描写时代、刻画人物，也就是力求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点，是和“四人帮”的否定历史，篡改历史，好人百分之百的好，坏人百分之百的坏的“三突出”“理论”针锋相对的。你写出了李自成起义当时的历史环境，你精心地刻画了李自成思想行动的发展过程，也写出了他与其他起义首领的性格差别，特别是你恰如其分地——不那么露骨、而又从他的思想行动中，写出了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种创作方法，在我国古典文艺中有悠久的优良传统，可是过去十年，却被“四人帮”及其走卒们完全破坏了。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其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工作，不仅要把被歪曲了的张士诚、张献忠、李自成的形象恢复他们历史时期的、本来的真实面目，而且还要把甚至连老百姓也认为是一个“可以同情”的“好皇帝”的崇祯的形象恢复他本来的真实面目，在这一点上，你也是很成功的。你没有用长篇大论的“言论”来批评崇祯，而是用他的用人决策——乃至生活细节中，使读者自然地、信服地看出了他决不是一个“朕非亡国之君”的欺骗。
　　假如说，《李自成》（二卷）有一些小的不足之处，那么我以为是由于你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了刻苦的分析整理，因此，对于事件、人物、主次之间的安排等方面，难免有若干可以精减而还未能割爱的缺点。这就在有些场面使人感到松散。不知是否还可以稍加精炼。
　　其次，在写黄适周的问题上，我不知你写作中是否也受到一些“儒法斗争”的影响？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这一段有些“现代化”，这可能是过分了，但是这中间似乎可以删去或改写一些使人感到“现代化”的地方。
　　我热烈希望你的三、四卷早日出版，期待着这部巨著的，是千千万万希望能看到优秀文艺作品的读者。匆匆布复，并祝健康。
　　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原载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文汇报》。）
　
　忆谷柳
　　　　　　　　　　　　　　　　　
　　——重印《虾球传》代序
　　　　　　　　　　　　　　　　　
　　一九三八年，我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我们有可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大约在三月初，《救亡日报》同人应余汉谋部的一位姓吴的团长的邀约，到广州附近的罗岗参观。吴团长是十九路军旧部，参加过淞沪战争，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新文艺的爱好者，他认识郭沫若同志，并读过茅盾、巴金的小说。我们在罗岗，参观了他的营地和一些名胜古迹，最后他要一位校级军官送我们回广州。当我们穿过挂果累累的梅林时，这位军官笑着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次时机不好，早几个月来可以看到著名的‘罗岗香雪’，迟几个月来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糯米糍荔枝，但现在只能请你们望梅止渴了。”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像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只听吴团长叫他黄秘书，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战争年代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整十年之后，一九四七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罗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们参观罗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拚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