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书话-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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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抗战胜利，这名剧经过了完璧的改作，已经有了在上海和观众见面的机会，我相信，除出广大的戏剧爱好者之外，去年病逝汉中的左明兄有知，也将引为慰事的吧。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原载《周报》第十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出版。）
　
　《母亲》在中国的命运
　　　　　　　　　　　　　　　　　
　　——纪念革命大文豪高尔基七十八岁诞辰
　　　　　　　　　　　　　　　　　
　　五年之前，我在桂林的时候，苏联《国际文学》的编辑梯航诺夫先生曾经写信给我，要我写一篇《怎样翻译了〈母亲〉》的文章。当时很忙，同时也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就搁下了。今年是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再度接到《时代》杂志的要求，还是同样的一个题目。
　　实在说，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的情景已经很模糊了，今天还能想得起的，只是翻译过程中这篇伟大的作品所给我的感动。当母亲发觉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参加了危险的秘密组织，当时的恐惧与忧煎，偷偷地听到一些“真理的言语”的喜悦，两次探狱的那些激动的感情，终于勇敢地喊出了“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消灭的”这一句口号而拾起了那面红旗的悲剧的场面，都是今天回想起来还是记忆鲜明的事情。
　　讲到翻译这部作品的动机，应该回溯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候我以一个工科大学生的身分，在日本九州著名的八幡制铁厂实习，在隆隆的发电机旁边，我耽读了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一个暑假之后，我对于那些软弱、懒散，而又充满了哀愁的人物，渐渐的感到厌倦了，当时我开始知道了一些苏联大革命中的英勇出奇的英雄，于是我很想追觅一些介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的俄罗斯人民的典型与性格，我找到了高尔基，读了《夜店》，读了《太阳儿》，终于读完《母亲》而深深地感动了。一年半之后我被逐归国，在简单的行囊中我把村田的日译本《母亲》带回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大部分朋友从实际斗争“退却”到上海，新文化在这时候再度开花，我便不自量力地从事于这本《母亲》的翻译了，我用的两种日本译本，间或参考英译。当时蒋光慈兄住在我楼下，译完了每一章之后，他再仔细地给我从原文校对了一遍。
　　《母亲》在中国出版之后所受的欢迎，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在大江书铺出版的上下分册的本子，一年之内就印了两版，这两版题名《母亲》，译者“沈端先”。但是不久之后，外埠的邮寄被禁止了，书店的发行人很聪明，说禁止的理由是封面上画了鲜红的血迹，当时“红色”是招忌的，他们改印了一次淡绿色封面的三版，但是运命也似乎并不比红色封面的良好。一九三一年，这本书列入了禁书目录，通令全国禁止发行，听说也曾有许多学生因为看这本禁书而遭遇了不幸。此后绝版了三年，北方曾经有一种偷印的翻版，热心的读者曾把那种粗杂的翻印本带来给我，认为这是侵害著作权而要我追诉。可是一则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追诉别人的自由；二则觉得让这廉价的本子流传一下也好，就置之不问了。一九三五年再度改名出版，书名改成了一个《母》字，译者改成了“孙光瑞”，这本书才能侥幸地再在几个大都市里面发行。当时禁止发行的方法很奇妙，除出禁止指令的某些著作之外，又常常将某个作者的作品不分性质地完全禁绝，以往三年的发禁，据说译者“沈端先”这个名字也是“不无关系”的。
　　抗战前后，我换了现用的这个笔名，但是那本《母》上依旧沿用着“孙光瑞”这个译者的名字，我不想改正它，让它这样也可以作为一个被污损被作践的纪念吧。
　　这本书在抗战中又印过两版，在桂林，在重庆我都在书坊中看见，有个时候卖到一千元以上的高价，但是据书坊中人说，这书的销路一直是良好的。　我私自庆幸这样一种不足为训的重译本能够多少的把这本名著的影响和感动带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每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反射地感到惶恐，我不知道在过去十五年间，有多少青年单单为了爱读这本书而遭遇了比沙皇更残暴的反动分子的迫害。抗战胜利之后的这本书的运命如何？我今天还不能想象，但是有一句话我可以傲言，要从这十五年间的中国青年人心里除掉这本书的影响，却已经是绝对不可能了。好的书会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母亲》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鼓舞了我们中国人，它已经成为禁不绝、分不开的中国人民血肉中、心灵中的构成部分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原载《时代》，一九四六年第六卷第十二期。）
　
　谈《侵略》这个剧本
　　　　　　　　　　　　　　　　　
　　在一家小戏院里看完了《侵略》的试片，我想起了战时在重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在重庆支持着一个唯一不受官方支配的民间戏剧团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戏剧运动的黯澹似乎还没有超过今天，因为第一，当时国民党还挂着抗战的招牌，尽管每一个戏的上演都要经过三次审查，但标榜着抗日的剧本，他们总还不好明目张胆地禁止；第二，当时他们还没有控制到所有的剧场，所以只要能够筹得到租金，民间剧团也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当时最大的困难，无疑的是剧本，进步作家创作的，十九不能通过，侥幸通过了的，也一定会删改到体无完肤，前句不接后句。人民对戏剧的要求非常热烈，剧团工作者的生活也要靠不断的演出来支持，于是，当几个创作剧本不能通过而预定了的节目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们就想演一些苏联的抗战剧本来试一试了。当然想上演的剧本，就是《俄罗斯人》、《前线》和这儿要谈到的李昂诺夫的《侵略》了。
　　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剧本，是曹靖华先生的翻译原稿，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出色的剧本，但在重庆的物质条件之下，作为一个外国戏来上演，和我们排演了而终于不能公演的《俄罗斯人》一样，不论在装置、服装的演出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有一天，忽然宋之的兄很兴奋地跑来，好像透露了一个独得的秘密一般地告诉我说：“我已经想出上演这个剧本的办法了。”
　　他想出的办法是“改编”，就是将这个剧本改写成中国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而且这剧本的情节、气氛、人情习俗，也太和中国的相像了。”这想法是对的，李昂诺夫在苏联是一个老作家，他在旧俄时代已经成名，他深刻地懂得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性格，他一面衷心地憎恨那些旧社会的残滓，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地相信在革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辈青年。虽则由于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环境影响而容易走入歧途，但是这一辈人在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的锻炼中，也还有“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而再替人民效力的机会。在《侵略》中，李昂诺夫所写的都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俄奸法尤宁是旧俄地主，革命后流亡在外而一直梦想着死灰复燃的“白俄”，这是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的。费多尔是出生在旧俄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宠纵过甚，思想生活未能彻底改造而带着虚无倾向和自弃性质的中年人。他自己不能适应新社会而感觉到“世情的冷酷”，他心身俱病，很难有改造成为一个新时代人的可能了，但他只是走错了路而还不愿意彻底堕落下去。所以当他一方面看见了民族敌人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又发觉了抗战中的人民还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还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用他“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来代替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他的父亲，是李昂诺夫笔下的英雄，也就是在抗战中作者竭力要求表扬的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传统的典型人物。至于党部书记游击战士安特烈。费多尔的妹妹奥丽，那就完全是新时代的新人物，李昂诺夫将这些人物的典型个性刻画得十分清楚，故事曲折而又入情入理地配合着这几个人物的个性发展，而在此特别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就是这个新旧过渡期的悲剧，不论从人物性格和故事构成来说，都和我们抗战中的中国现实有着许多酷似的地方。
　　我同意了宋之的兄这个提议，并且竭力怂恿他赶快完成这一个改编的工作。可是国民党的反动远出于我们的想象之外，当中国艺术剧社准备改编上　演一个苏联剧本的消息传出之后，剧本审查会方面很快地就派出一个特种人物来警告，要我们不要作此种“无谓的精力浪费”了，“只要和苏联有关，是决不可能通过的”。这是我们一再试探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一个穷剧团不能作绝望的冒险，这个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名作就这样地失去了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机会了。
　　因此，当我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部杰作的演出，我个人的喜悦是双重的。作为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我可以以极大的信心，把这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影片推荐给任何一位过去对苏联电影有偏见而不愿意接受的观众；而同时，作为一个戏剧电影的工作者，我们更可以细心地向这部完整的艺术品学习，而获得我们创作实践中所该遵循的教训。假如说一种艺术品对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所应有的任务是使“顽者廉，懦者立，伤病者皆起”，那么像李昂诺夫的这部《侵略》，才应该是十足地符合了这要求的标本。
　　一九四五年（原载香港《正报》一九四八年五月总九十期。）
　
　《三毛流浪记》代序
　　　　　　　　　　　　　　　　　
　　三毛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一个人物，不仅孩子们熟悉他，欢喜他，同情他，连孩子们的家长、教师，提起三毛也似乎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家笔下创造出来的假想人物，而真像一个实际存在的惹人同情和欢喜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