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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6-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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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沉重的蜂房显然是吮吸沉重的玫瑰的结果，和轻柔的网并置。接着说出你的名字比举起石头更难，仍是重与轻的比较。你的名字即时间，让我摆脱你的重负。这里有一种悖论，即黄金的心事就是重负，这种反问其实加重了黄金的心事。
第三段终结时有一种俄罗斯式的抒情：我饮着黑水般浑浊的空气。／时间被犁过，玫瑰是泥土。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玫瑰的重与轻编成双重花环。时间原来就是被耕过的土地，玫瑰是其中一部分，重与轻是不可分割的，编成生与死的双重花环。其中让人惊叹的句子是：缓缓的／漩涡中，沉重而轻柔的玫瑰，那有如电影慢镜头的耕犁过程中，玫瑰随泥土缓缓的漩涡翻转，最后编成双重花环。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它在最终的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生死。
六
在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关于1917年的革命，只有放在一个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上，才能看清来龙去脉。
十六世纪后，在俄国农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公社形式，这是中央集权的帝国的基础。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俄国出现了两次重大改革：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废除农奴制度，但结果是造成进一步的两极分化。这就形成了以捍卫公社为宗旨的民粹派运动，它在改革后二十年成为俄国反对派的主流。自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改革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扶持农村的“强者”即富农的势力，所谓“解放”，其实是把“弱者”即广大穷苦农民扫地出门。
而铁腕下的安定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在市场大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的内讧加剧，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而国内知识界日益保守化、边缘化的同时，下层社会由于不满积蓄了日益强烈的激进情绪。
1917年革命显然与斯托雷平改革激起的公社复兴运动有关，加上社会不公正在战时的匮乏更为突显，一次大战便成为革命的导火索。1917年革命虽然发生在首都，根子却在农村。这不仅因为俄国工人绝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士兵也几乎都是农民。从2月到10月，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表现得越来越激进，直到最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权力，并通过“人民专政”的铁腕站稳脚跟。
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沙皇专制的残暴镇压使革命者铤而走险并制定铁血纪律。后来列宁即从这一严密的组织形式中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无条件的集中制原则，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权威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当服从党的上级机关”。革命斗争的残酷环境造就革命者的性格，这也势必为掌权后的独断专行留下隐患。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对苏维埃民主还是有所期待的。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而到了1918年则改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
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十月革命的，革命带来自由的希望。俄国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国魂》一文中指出：“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俄罗斯民族作家、思想家和政论家，无不是不要政府的人，即特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我们的极左派和我们的极右派，都有这种情绪，只是形式不同。”
白银时代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繁荣期一直延伸到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其中重要的诗歌作品包括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1918）、曼德尔施塔姆的诗集《忧伤》（1922）、帕斯捷尔纳克的《越过障碍》（1917）和《生活，我的姐妹》（1922）、阿赫玛托娃的《车前草》（1921）、叶塞宁的长诗《普加乔夫》（1922）等。
然而，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冲突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也许高尔基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和列宁的私人关系很好，在二月革命前支持布尔什维克。但在十月革命爆发前，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暴力革命。革命成功后，高尔基成立了各种协会和出版社，养活那些处于饥饿边缘的作家；为营救面临死刑的作家向列宁求助。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和社会名流组成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获得了大批救灾物资。但这个救济委员会的名流们有点儿得意忘形，要自派代表团去西方，竟为此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结果被一网打尽。高尔基在震怒下，于1921年10月离国出走，直到六年多后才回来。
勃洛克在随笔集《知识分子与革命》中反复提到俄罗斯传统是昏暗和平庸的，和幻想与激情作对。生活越是平庸，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可贵之所在。他们可以承受孤独和磨难，却惟独不能忍受生活的刻板和僵硬。在他们看来，生活的残缺算不了什么，最可怕的是心灵的败坏。勃洛克写道：“文学在俄国是比任何地方更加生死攸关的力量。哪儿都不会像我们这儿词成为生命，变为面包或石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作家死去、受难或干脆消失的原因。”
七 从1925年到1930年底，曼德尔施塔姆没有写诗，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情况相仿，尤其是帕斯捷尔纳克，一停就是十年。阿赫玛托娃有一次说道：“这肯定多少和空气有关。”他们三人中，还是曼德尔施塔姆首先停笔的。
在西方不少传记和文章中，都提到曼德尔施塔姆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持有敌意，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无疑和当时东西方的冷战有关。曼德尔施塔姆与革命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和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期待有关。
娜杰日达在《希望反对希望》一书中指出，革命其实是来自某些理念，即所谓不可辩驳的科学真理，为此着魔的人们认为可预见未来，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实这是一种宗教，其代理人赋予它神权般的信条和伦理。二十年代大多数人把这一理念和基督教的胜利相提并论，认为这一新的宗教也可以持续千年。而新的信条对建立人间天堂的承诺，取代了另一个世界的回报。为此，人们放弃了对科学真理的任何怀疑。
其实，这又回到我们关于现代性的讨论。由于十九世纪中期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全球效应，对处于转型期的农业国家的冲击更大。而革命成为一种释放与调整的可能，特别是在由于土地问题积重难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东正教面临瓦解的俄国。勃洛克在1918年写的长诗《十二个》中，把十月革命与基督及其十二使徒相提并论，看来并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革命和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是极其相似的。但由于革命对历史进程的改道以及对其阐释权的垄断，血腥的暴力与集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娜杰日达进一步分析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变化：“有条件投降的心理因素是对不能与时俱进而被抛弃的惧怕，包罗万象的‘有机世界观’（正是这样称谓的）适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一种最后胜利的信念，胜利者永生永世留下来。主要问题是，那些投降的却无械可缴。”“而事实上，二十年代为我们的未来打好了所有基础：诡辩的辩证，废除旧的价值，全体一致和自我贬低。真的是那些调门最高的先死——并非在准备好的为未来而战的沙场上。”
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娜杰日达写道：“M不相信‘新的’千禧年，而他没有空手参加革命。一方面他为犹太基督文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他相信社会公正，‘第四财产’，赫尔岑，以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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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作为释放与更新的手段。”
她进一步分析道：“很难想象任何东西能比M带给革命的更糟。显而易见他是命中注定的，永远不会找到他在新世界的位置……他不会躲避自己的同伴，他不认为自己在众生之上，而是其中一员。惟我独尊对他是诅咒——这无疑和他自己属于犹太基督的传统感有关。很多接受革命的同时代人都经历了心理危机。他们陷入可诅咒的现实与对证明其合法的原理的需求之间的困境。有时为了问心无愧，他们干脆对发生的一切闭上眼，再睁开一切照旧。其中大多数等革命等了一辈子，而成为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却让他们恐惧，把目光转开。另一些人被恐惧吓坏了，只见树木不见林。M就在他们中间。未意识到他是相信革命的，对他所知不多的人对他的生活往往会简单地图解，淡化他思想方式的主要成分。没有这‘革命’的因素，他就不会那么注重对事件进程的理解，用他的价值尺度去掂量它们。若他简单地背对现实，生活和调整就容易多了。这对M来说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像他的同时代人穿过同样的生活通向逻辑的终点。”
1928年，在苏联第45期《读者与作家》杂志题为“苏联作家与十月革命”的调查表上，曼德尔施塔姆做了如下回答：“十月革命不可能不影响我的工作，……我感激革命，由于它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精神的供给和文化的租金……我感到自己是一个革命的债务人，但我也在带给它一些它此刻还不需要的礼物。”
那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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