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61-毛泽东传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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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16］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新社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17］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　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　　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　　在武汉停留10天以后———毛泽东在这里对当地形势作了考察———这一行人到达北京，正好参加在湘乡会馆举行的有千余人参加的反张集会。毛泽东带着一条标语来到会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毛泽东在古老破败的福佑寺租住下来，这里位于故宫附近的北长街。他睡在没有供暖的主殿里，置身镀金的神像的眼皮底下。他夜间阅读和写作的地方是一条香案，油灯摇曳的火苗将其映成怪影。香案旁边是一台油印机———这是新时代从事政治活动的圣物。这里就是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政治家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　　毛泽东的驱张计划并没有多大进展。北京的世界更广阔，所关心的是更大的问题：大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凡尔赛会议以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反响；五四思想的传播。毛泽东走街串巷，但一提起湖南的事情，所得到的是不屑一顾的眼神。　　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首要收获是杨小姐。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圆脸庞，皮肤白皙。毛泽东在前一次来北京时，就已萌发对她的爱情，现在他们的感情更深了。　　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18］，这是杨教授不曾赞成的，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没有共同的居处。他们在毛泽东栖身的北长街寺里的神像旁见面，或者去温暖舒适的杨家。春天，他们一起到西山骑马漫游，在僻静处相会。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似乎在那年春天过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降生了。　　五四精神鼓舞下的毛杨的结合是自由恋爱的结晶，这在旧中国是极为少见的。一年以后在长沙举行的结婚仪式只不过是走过场而已，很少有人记在心中，甚至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也回忆不起这次婚礼的确切日子。　　长沙的赵女士没能活着去光扬五四道德准则，而杨小姐的奋争使这种精神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体现。死去的赵女士使毛泽东满腔愤懑尽诉笔端，活着的杨小姐则令他心醉神迷。赵女士永离人间，杨开慧则在精神上给毛泽东注以新的活力，佐促毛泽东在20年代进行笔战和继之以真枪实弹的斗争。　　也是在那寺庙的香案上，毛泽东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他热心搜读各种译成中文的有关材料）。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深深打动了他。部分是因为《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的中文译本在中国1919年11月出现———是当时在中国最有影响的马克思的著作。部分是因为俄国革命后，经过李大钊教授和其他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的面前放出了新的光辉。


京沪天地陈望道（图）

　　（图）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译者陈望道。　　　　

　　苏俄成了毛泽东的指路灯塔，就像1790年法国之于英国的激进派一样。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是逐步的，但是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　　他在同一位青年妇女的交谈中表现出他对新俄罗斯的热情。那位妇女说：“搞共产，好是好，但要好多人掉脑壳。”毛泽东激动地回答：“脑壳落地，砍脑壳，当然，当然，但是你要晓得共产主义多么好！那时国家不再干涉我们了，你们妇女自由了，婚姻问题也不再拖连你们了。”［19］　　对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它解释历史是怎样从一个阶段演进到下一个阶段。　　毛泽东对于革命行将带来的社会前景考虑不多，他也没有注意到最为艰难的关键问题是要夺取政权。不过，在1920年他已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认为中国的命运要与俄国式的革命连在一起。　　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克服落后，人民的能量才能得以释放，五四英雄们的理想才能在社会中实现。　　马克思主义绝不像一道命令或一种疾病那样，只是从一种历史环境传播到另一种历史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再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正是这样。自1919年他成为《新青年》的读者时，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已在心中播种。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的吸收仅是毛泽东的思想演进的第三个阶段。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　毛泽东谈起他在北京度过的第二个冬天，“使我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20］。这三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一本考茨基的著作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后两本书给予毛泽东的不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21］　　不过，毛泽东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信仰”。从1920年夏天开始，他认为自己已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以后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空想主义都从他的政治思想核心中挤出去了。　　毛泽东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吞食马克思、脱胎换骨变成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从他继续从事湖南自治运动的行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4月份离开北京，原因之一是他在这里并不能为湖南自治做些什么。　　杨开慧自父亲死后便随母亲一起回到长沙。毛泽东暗中思量，一俟湖南政局稍安便抽时间与她相聚。　　在那个时候，他还希望与陈独秀教授详论自己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买了火车票起程去上海，脑子里装着一大堆未清理的想法。


京沪天地杨开慧（图）

　　（图）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1901年生，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毛泽东在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家乡板仓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同年11月14日英勇就义，时年29岁。关山远隔的毛泽东闻讯痛苦莫名，悲愤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洗烫衣服并要来回取送。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钱。其中约要八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及旅店之间。如果说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对上海很少露出笑脸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缘由。　　毛泽东期望陈独秀在湖南问题上予以指导，但这位革命的教授手头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由新近成立的共产国际派遣的俄国顾问已经到达中国，与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关于在中国成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具体事宜。　　那年春天，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毛泽东后来谈起这位以前是北京的反传统斗士时说。毫无疑问，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个词的意义何在。　　毛泽东去码头向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送行，阳光闪烁在黄波荡漾的黄浦江面上，潮湿的空气中回荡着装卸船货的号子和汽笛声。毛泽东身上穿着在自己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泛白的灰布长衫。　　在起航之前，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的半淞园举行了会议。毛泽东讲了话，他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会议决定委派他回长沙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大家郑重地合影后，便沿着吴淞口岸慢慢走向法国货船。


京沪天地新民学会（图）

　　　（图）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有些女生随这伙人一起出发了。让女生参加这一运动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贡献。他曾对领着一帮女生的一位湖南朋友说：“外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3］他对妇女的遭遇的同情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他对旧中国的憎恨。　　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道：“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24］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在他转身走回市内前，他高声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