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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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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的翻印本很多，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慎记书店石印本、光绪三
十二年（1906）上海海左书局石印本、民国初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1914 年
上海育文书局石印本、1922 年上海二思堂石印本、1924 年上海大一统书局石
印本、1927 年上洋受古书店石印本、1930 年上海沈鹤记书局石印本等，有的
还加了绣像插图。
五商务本、亚东本
商务印书馆印本（简称商务本）是据申二本重排的，个别地方有所订正。
它同申二本一样，在正文中以双行夹批插入天目山樵评语，封面标明“天目
山樵评”。卷首有闲斋老人序和光绪丙子暮春天目山樵识语，卷末有金和跋
（经删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十绝句》中的三首
以及同治癸酉暮春天目山樵识语。
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简称亚东本）是今见头一个正文只有五十五回
的本子，但仍将第五十六回作附录。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并分段。卷首
有胡适《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第四版增入），陈独秀《新叙》、
钱玄同《新叙》，并收入闲斋老人序、金和跋、惺园退士序。汪原放作《本
书所用的标点符号说明》。
亚东本初版于1920 年，两年之内印了三版。前三版是参照艺古堂本、齐
本、商务本、增补齐本四个本子校改的，采取“取其所长，舍其所短”的办
法折衷于其间。后来觉得折衷的办法难定去取的标准，不妥当，而且刊于嘉
庆年间的艺古堂本比刊于同治年间的齐省堂本要可靠，因而从1922 年第四版
起专用艺本作底本，间用齐本校正艺本中“有证据的错误”。为此汪原放写
了《四版校读后记》。此书版次繁多，到1932 年已印了十五版，1948 年有
第十六版，影响颇大。
辛亥革命后至今出现的本子，连近年台湾、香港出版的计算在内，不下
四五十种，率皆依违于以上各本之间，此不备述。
（选自《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
谈凤梁——《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
解放以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日益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
迄今为止，仍有不少问题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儒林外史》写于何时，创
作过程怎样？就很有必要重新认识。
谈到《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一般论著都有意无意地采用胡适的观点：
《外史》刻有“乾隆元年春二月闲斋老人”的一篇序，这个年月是不可靠的。先生于乾隆
元年三月在安庆考博学鸿词的省试，前一月似无作小说序的余暇。况且书中写杜少卿、庄绍光
应试事，都是元年的事；决无元年二月已成书之理。况且那时的吴敬梓只有三十六岁，见解还
不曾成熟，还不脱热衷科名的念头，元年《除夕述怀》诗可以为证。那时的吴敬梓决做不出一
部空前的《儒林外史》来。
丁巳（乾隆二年，1737 年）以前，先生觉悟了，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了。试
看他宁可作自由解珮的汉皋神女，不愿作那红氍毹上的吴宫舞腰：这便是大觉悟的表示了。
我们可以推测他这部《儒林外史》大概作于乾隆五年（1740 年）。①
胡适的中心观点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不可能早于1737 年；大概
是1740 年。理由有三条：（1）《闲斋老人序》的年月靠不住；（2）杜少卿
辞试故事不可能写在1736 年以前；（3）吴敬梓写出了《美女篇》，才标志
他“见解成熟”，有了“大觉悟”。
对于胡适的中心观点，也有些论著虽然提出了异议，力主“1736”说和
“1739”说，但因未能充分驳斥胡适的论据，所以不同的看法有着共同的逻
辑：吴敬梓36 岁“辞试”以前，受思想的局限，还不可能创作《儒林外史》。
其实，《儒林外史》的创作，早在吴敬梓36 岁以前就已开始了。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对《闲斋老人序》的著作权问题作出明确
判断：它是吴敬梓所作。吴敬梓为什么要用“闲斋老人”自名呢？这得从“闲”
字说起。所谓“闲”，传统理解是“闲业”和“闲居”。闲业对做官的“正
业”而言，指礼、乐、射、御、书、数或是《诗》、《书》等“六经”；闲
居的意思是绝意功名和“闲静居坐”。②因为优游六艺、弃绝功名的“闲”，
恰恰符合吴敬梓的经历和思想，所以他在《移家赋》和《买陂塘》中，秉承
了潘岳《闲居赋》“巧诚有之，拙亦宜然”，“退而闲居”的说法，特别强
调“笙簧六艺，渔猎百家”，“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和“身将隐
矣，召阮籍稽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①也因此把自己的情怀称作“闲
情”②，以南京的寓所为“闲庭”③熟悉他的朋友则进而概括其寓居秦淮的生
活为“闲居”④。由“身将隐”、“闲居”、“闲庭”到“闲斋”，寓意相同、
① 引自胡适《吴敬梓年谱》。
② 丁福保笺注陶渊明《和郭主簿》“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句时指出：“闲业者，正业之对文。。。
闲业为六艺。”李善注潘仁安《闲居赋》时明言：闲居者，“不知世事，闲静居坐之意”。
① 参见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卷一，卷四。
② 《文木山房集》卷二《春兴八首》之五曰：“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
③ 《文木山房集》卷二《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有“闲庭两三间”之句。
④ 如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中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见《丁
辛老屋集》卷十二。
一脉相承。“闲斋”必属吴敬梓自名，毋容置疑。至于“老人”之谓，似乎
不可思议，因为吴敬梓当时年未四十。但从科名的角度看，他早有迟暮之感：
33 岁那年，就深感“长安”路难，叹息“新例入资须少壮”⑤；34 岁那年，
又以“岂知盛年去，空闺自长嗟”⑥的美女自况。在《移家赋》中则再次发出
了“叹老嗟卑，思来述往”的悲叹。应该说，这里的“老人”，是功名迟暮
的一个特殊概念。
闲斋老人就是吴敬梓。这一点，胡适似乎未敢否定。按理说，既有序言，
就必有作品；既有作品，就决不能作出尚未动笔的判断。正因为如此，胡适
避开了闲斋老人是谁的问题，一味在“序言”的写作时间上做文章；通过对
“序言”的否定，为他的“1740”说服务。
为了弄清“序言”和作品的写作时间，我们有必要解剖胡适的所谓论据。
36 岁的吴敬梓依旧“热心科名”吗？诚然，以“家声科第从来美”自诩
的吴敬梓，早先确实醉心举业。29 岁那年参加科考，他甚至表演了一出向试
官“匍匐乞收”的丑剧①但是，希望越是迫切，失望后的打击就愈益沉重。正
是在这次乞求收录遭到斥逐和稍后的乡试再次落第以后，吴敬梓终于发出了
“狂来自笑，模索曹刘谁信道”②的叛逆呼喊，产生了远离毷氉声喧的全椒，
移家“秦淮十里”的强烈愿望③。应该说，公然反对科举世家的传统，乃至离
乡背井，抛弃祖宗的家业，这是对礼教和科名改变看法的明显标志，也是思
想急转直下、出现变迁的有力证据。正因为思想有了变化，所以吴敬梓蔑视
八股制义和利禄功名的情绪日益强烈。30 岁那年，他明确表态：“不婚不宦，
嗜欲人生应减半”④；31 岁那年，又用“捉鼻低头知不足，且把棋秤共赌”⑤
来自我解嘲；33 岁那年，他再一次述志抒怀：“身将隐矣，召阮籍稽康，披
襟箕踞把酒共沉醉”⑥。上述情况，足以说明嘲讽“摸索”和移家秦淮是吴敬
梓思想转变的一座分水岭；33 岁以后，他鄙薄科举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既
然如此，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吴敬梓思想的“成熟”和看破科名的“觉悟”任
意推迟到1737、1739 或1740 年。当然，吴敬梓毕竟出生在科举世家，束身
于名教之内，所以他跟科名的决裂，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就难免会出现
反复。但从总体上看，打从移家南京以后，日益叛逆是其思想的主流，徘徊
顾盼只是支流。胡适主次不分、本末倒置，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按照胡
适的逻辑，吴敬梓对“征辟”有所眷恋和“悔恨”，就是“不脱热心科名的
念头”，那岂不可以进而推论：因为吴敬梓直到去世前的一年，还在《金陵
景物图诗》首页自诩为“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癸酉敕封文林郎内阁中书”，
所以他对科名至死不悟，也就根本不可能撰写《儒林外史》！这是荒唐的逻
辑！问题还在于：《丙辰除夕述怀》不仅不能作为吴敬梓没有“大觉悟”的
依据，也不能单纯地看成思想反复的“铁证”。具体地说。诗中“相如封禅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七。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二《古意》。
①
参见《泰然斋诗集》第二附金两铭《和（吴檠）作》。
②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之四。
③ 参见上书之七、八。
④ 引自上书之一。
⑤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贺新凉·青然兄生日》。
⑥ 引自《文木山房集》卷四《买陂塘》之二。
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等四句，实际上有着双重的涵
义：一是胡适所讲的“悔”。当然这种“悔”的原因并不是“因病辞试”，
而是“托病辞试”。二是“瞒”。唯其吴敬梓辞去廷试的原因是“托病”，
所以在悔恨之际，也不忘用“采薪”来加以掩饰。这里，有必要重提胡适的
另一个明显错误：他仅仅根据江宁教授唐时琳的《文木山房集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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