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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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最多见，比如，以余有达为中介勾连“王玉辉传”和“虞华轩传”，
以《牛布衣诗稿》为中介勾连“牛浦郎传”和“牛布衣传”，以向知县断讼
获咎勾连“鲍文卿传”和“牛浦郎传”，便是如此。

四是，以同道之间亲密交往为圆周，在一个人物传中插入一个或两个人
物传，形成一组。这种情况凡两见，前者如“娄琫、娄瓒传”中之有“蘧駪
夫传”，后者如“杜少卿传”中之有“庄绍光传”和“虞育德传”，皆是如
此。

五是，让人物先在与其传记不相毗邻的人物传或过峡性章回中登场一
现，于相隔一些人物传和过峡性章回后再为其作传。这种情况亦两见，就是：
“王惠传”是在第七回至第八回，其人初次露面是在第一回“周进传”，中
间隔着“范进传”和“严贡生、严监生传”；“牛布衣传”见于第二十回，
其人初次露面见于第七回过峡性文字“范学道视学报师恩”，中间隔着“王
惠传”、“娄琫、娄瓒传”、“蘧駪夫传”、“匡超人传”。

六是，以人物传为骨架，以次要人物为经络，筑构全书情节。这里所说


的次要人物分两类，一类是无个人传记的人物，一类是离开了本传的人物。
其中前者居多数，在密合作品情节和密合作品针线上的作用尤为重要，而又
以令人可笑可鄙的斗方名士和八股迷为最，成为本书艺术结构上的一大特
点。比如，荀玫始见于第一回“周进传”，直到第二十九回“杜慎卿传”中
才了案；金东崖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三十七回“祭先圣”中才
了案；陈玉甫也是始见于第七回“王惠传”，直到第五十四回“陈木南传”
中才由其子陈和尚为其了案。凡此，便是明证。

不难看出：让毗邻的两个人物传的前一个人物传的主人公径入后一个人
物传当配角，这情况在吴敬梓的笔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吴敬梓组合笔端人
物传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皆以曲折见长。其笔端人物传的单体结构，
正如上引郑明娳女士所说，也是五彩纷呈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
恐怕只能是：作者在动笔前对如何塑造人物，又如何部署情节，已成竹在胸，
作过通盘考虑。

由此可见：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
品连缀起来的”，固然不正确；鲁迅认为“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
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并不
确切。然而经过发展与修正，吴组缃先生提出的“连环短篇”说，我以为是
可以成立的。因为它比较符合书中的人物传组合方法，至少在对《儒林外史》
的外在结构形式研究方面，时至今日还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说法。

五结论和余论

关于《儒林外史》结构问题，“连环短篇”说，是吴组缃先生提出的；
“功名富贵”说，是闲斋老人提出的；“时间顺序”说，是吴小如先生提出
的；认为“作者在写作时，对故事所由发生的时间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乃
章培恒先生的发现。百年来，最具价值的说法，可谓尽见于此。对此，我只
是分别作了点补证。目的是想说明：“时间顺序”是《儒林外史》情节结构
的暗线（这是源于作者的史家态度），“功名富贵”是《儒林外史》情节结
构的明线（这是源于作者的价值观念），“连环短篇”是《儒林外史》情节
结构的外在特征（这是源于作者的人文精神）。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
做“纪传性结构”；因为《史通》给“纪”和“传”下的定义正是：纪者编
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儒林外
史》既以人物传为其骨架，而作者笔端的人物传又是暗中编年的，“功名富
贵”则既是作品结构情节的明线，又是它的主题，称之为纪传性结构，当不
算太错。如果说这篇文字还有点我个人的心得，亦仅此而已。

《儒林外史》在结构上有此匠心，不是偶然的。这既反映了作者对史家
写法的极为重视，及其对史学的造诣之深，又反映了作者蒙受明末清初复古
思潮的影响，也主张“经世致用”。我这么说，理由有三：

清初三大思想家因力主“经世致用”，所以既重“经”，也重“史”。
黄宗羲认为“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顾炎武认为“八
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便是明证。吴敬梓既是个“研究
六籍之文，发为光怪”（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又是个对“宋元明诸
儒之绪论，莫不抉其奥”（沈大成《全椒吴征君诗集》序）的饱学之士，其
蒙受明末清初复古思潮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所以“好治经”，把治“经”


看做“人生立命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经世致用”，个中当然也就包括
了治“史”。

再看《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和《金陵景物图诗》小序在名物考证上
反映出来的作者对史学的造诣：《金陵景物园诗》小序，其考证“幕府山”
得名的由来，则引《晋书》；考证“天印山”得名的由来，则引《南史》；
考证阮籍墓的方位，则引《一统志》。作者对《晋书》、《南史》、《一统
志》熟悉如此，更何况《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我们
知道，《晋书》有“皮里阳秋”一语，它的意思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
褒贬”，实际上也就是《文史通义》所说的“春秋之所书以褒贬为主”，《三
字经》所说的“寓褒贬，别善恶”。它要求对人物的态度上做到“爱而知其
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要求对事件的记叙上做到“疏而不遗，俭而
无阙”、“文如阔略，语实周赡”，而《儒林外史》在人物塑造上用的却正
是这一方法。其写人，“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其
写事，“文虽简略，理皆要害”、“一言而巨细咸该”。假若作者在治“史”
上没有下过一番功夫，我想在史家笔法上是不能如此猎其菁英的。

还有，我国古代文学与史学同流，而小说的发展曾蒙受史传文学的影响，
所以古代学者称小说为“稗史”。闲斋老人便是如此，其序云：“稗官为史
之支流，善读稗官者可进于史，故其为书亦必善善恶恶，俾读者有所观感戒
惧，而风俗人心庶以维持不坏也。。。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
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程晋芳也是如此，其《怀人诗》之十
六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其《文
木先生传》云：“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
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谓《儒林外史》非
正史，那是没商量的。程晋芳所以要“为斯人悲”，显然是“悲”吴敬梓虽
以“治经”作为“人生立命处”，却未能实现其“经世”之志。然而他不说
吴敬梓仿《水浒》或《三言》而说“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这又该
怎么解释呢？正确的解释恐怕只能是：因为唐人小说在构撰上比明代小说更
接近“史”，所以深知吴敬梓创作思想的程晋芳才作如是云。

正是基于这三点，所以《儒林外史》虽云“外史”，可吴敬梓却旨在将
它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且的确做到了这一点。难怪吴
湘皋说：“江南北朋游中，余独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细也。”（吴湘皋《文木
山房集》序）

（原载《文学遗产》1998　年第5　期，收入本书时，作者有所修改。）


科举揭秘海外流芳

翦伯赞——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

《儒林外史》中涉及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的地方很多，这在作者当时的
人看来，是用不着解释的。到了现在，事过境迁，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官职
名称也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就需要作一些简单的说明了。

《儒林外史》的作者把他所叙述的故事，都假托是明朝的，实际上这部
小说中所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都是清朝的。现在我们按照清的科举
制度和官职制度来加以说明。

清朝的科举制，扼要地说来，可以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
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三种考试，即会试、复试和殿试。此外还有一次
朝考。

院试是最初一级的考试。在这种考试以前，有两次预备考试，第一次是
县试，由知县主持，录取后，再经过一次府试，由知府主持，及格的称为童
生。此后，知府再将一府的童生名册，呈送学院，予以考试谓之院试。通过
院试，一个童生，才可以取得生员或俗称秀才的称号。

院试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主持考试的官员，南京、北京称学院，
各省称提学道，简称学道，亦称学政，俗称学台，又称宗师。《儒林外史》
第二回所说的周学道，第七回所说的范学道，第二十九回所说的学台以及第
四回所说的宗师，都是指的主持院试的官员。

学道或学政的任期是三年，在他的任期内，他必须依次到他所属的各府，
各直隶州主持两次考试，称为“按临”。《儒林外史》第四回说：“去年宗
师按临”，就是指学台来主持院试而言。

院试分岁试科试，岁试与科试的任务，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都有两种
任务，第一是从童生中考选秀才，第二是对秀才进行甄别考试。《儒林外史》
第三回说周学道“到广州上了任，次日行香挂牌，先考了两场生员，第三场
是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正好说明这一事实。

秀才在甄别考试中，按照成绩的优劣分为等第，给以奖励或惩罚。《儒
林外史》第七回所说的梅玖，就是以秀才参加院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