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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儒林外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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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少科学技术。从社会制度来看，在封建社会里知识并没有多少价值和尊
严。当中国封建社会处在发展阶段时，曾经出现过不少胸中千策、笔下万言、
文韬武略、经天纬地的智能之士。而其中重要的则是直接间接有利于巩固王
权的人才。到了封建末世，八股科举与以往的取士制度不同，把锢蔽天下文
明置于选拔国家才俊之上。《儒林外史》真实地描写了一代文人的智能普遍
被败坏的凄清局面，揭露了社会性的人才危机。
智能的败坏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的极度贫乏上。
奉旨衡文的周御史对考生郑重强调：“当今天子重（八股）文章，足下
何须讲汉唐！”一声令下，公差们把要求面试诗词歌赋的考生，“一路跟头，
叉到大门外”。这不是周御史个人的好恶，而是朝廷的政策。把八股以外的
几乎一切有用的学问，包括封建盛世汉唐时期的文化在内，一概看作是“杂
览”“杂学”，一概不准学，不准讨论，使“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①。八
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又不断制造着蠢笨。八股士子的知识贫乏发展到了无以
复加的地步。主持一省学政的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今人还是古人。被称为“文
章山头”的马纯上，完全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真的名字。匡超人不
知道“先儒”的语义是指“已经去世之儒者”，而自称“先儒”。他们连起
码的文化常识都没有。就是“经史上的学问”，也贫乏得可怜。高翰林竟然
不知道儒家经典中曾写到了同时代人。张静斋、范进等作为明朝举人，却胡
说刘基是洪武三年中的进士。其实，刘基是元朝进士，入明时，就任要职。
他参与制定的科举条式，在洪武十七年才颁布。又怎么可能有洪武三年的八
股进士？张静斋等八股信徒居然连八股在何时由何人制定也不知道，岂不是
数典忘祖？
中华民族与外族的文化联系早在上古就有了。随着民族交往的发展而不
断扩大。《儒林外史》所描写的18 世纪，正是资本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时
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
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而八
股科举制度则在文化上闭关锁国，甚至比清廷的对外贸易更狭隘更严密。康
有为指出：“翰苑清才，。。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
不知何语矣！”《儒林外史》写了形形色色的读书人，唯有匡超人讲到了外
国。他说：“惟有小弟的（八股文）选本，外国都有的！”夜郎自大中暴露
了对外国的彻底的无知。
不仅是八股士子，就是“雍容尔雅”的名士领袖——娄三娄四公子，也
错把元人的诗当作是今人的创作，也一样空疏浅陋。西湖的一大群名士，整
天约诗会、刻诗选、分韵赋诗，“高踞诗坛”，实际上常常把八股文的陈词
“且夫”“尝谓”等和八股文批语中的滥调都塞了进去，散发着八股的腐酸
味。号称名士，却不解诗歌为何物。
封建末世的知识界，不仅知识贫乏，而且一味死读书，空疏迂阔，完全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2 册。
② 见《共产党宣言》。
不能“经世致用”。学术一旦远离实际，便从根本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
略早于吴敬梓的思想家颜元就曾尖锐地批判当时死读书风气的严重危害，指
出死读书的认识根源是，“将道全看在书上，将学全看在读上”。于是，“读
书愈多愈惑，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八股文章的程式、体裁、语言、字数都有死板的规定。要求代圣人立言，
不准触及任何实际问题。小说描写了鲁小姐等人学习八股文的方法：“五六
岁上请先生开蒙，就读的是《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讲书，读（八股）
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明朝八股名家）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教他做破题、
破承、起讲、题比、中比、成篇。”最后，把八股“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
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成了两脚书橱。八股文也讲技巧。马
纯上作为八股选家，随便拿起一篇文章，就可以讲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
之法。士子们则在八股文上“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其实都是形式主
义的拙劣的文字游戏。小说还广泛地描写了广东院试、南京贡院乡试和国子
监考试、绍兴院试、安庆察院等考场。考场里放炮摆香案，请伏魔大帝等进
场镇压、巡场。阴风飒飒，鬼魂跟着烧着的纸钱在旗下乱滚。公差们如狼如
虎，考生们先被“解怀脱脚，认真搜检”，视同罪犯。“这举业二字原是个
无凭的”，同一篇文章一会儿是不知所云，一会儿又成了天地至文，全凭考
官的好恶。而试官却又昏庸愚昧。被吹嘘成“为国求贤”的“抡才大典”，
实际上是折腾儒生，销磨人才的大弊政。
人才的培养，在智能方面，就是要全面地发展大脑功能，造成能够从事
创造性思维活动的智力结构。封建教育理论却把人的大脑仅仅看作是“储存
书本的仓库”。主张记得愈多，学问愈大，造成大脑功能的严重不平衡。《儒
林外史》生动形象地揭露八股举业对智能的破坏更加严重。从学习到考试，
从内容到形式，处处“禁锢智慧”“昏人神志”，记忆淹没了一切。创造性
的想象原应是大脑的主要功能，如今却丧失殆尽。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腐儒的形象，智能结构遭受破坏，一个个都是“烂忠
厚无用”、“不中用的货”。倪霜峰缠陷于科举罗网37 年，追悔莫及地说：
“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八股科
举使“三百万可用之精力”，陷在“不识不知，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的绝
境之中①。不仅是八股士子，而且整个知识界也是在“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
（颜元语）。《儒林外史》中真儒们把祭祀泰伯祠作为“经世致用”的第一
桩大事。作者记叙了祭祀大典的全过程，描写了仿古的全部礼乐、舞、祭器。
真儒们重视的这些“经史上的大学问”，都是些铜绿斑斓的古董，本可以送
进博物馆去陈列，也可以作为古代文物去研究，而现在却企图借用二千年前
的祭祀仪式来匡救当代政教。岂不是泥古不化的大笑话！
自八股科举施行以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八股科举等思想文化方
面的专制政策直接造成了全国性的智能危机：“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
无才，将相无才。”连康熙皇帝也深感“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曾一度下
令“将八股文章永行停止”。但是，禁锢智慧，制造蠢笨，是维持动摇中的
专制统治的需要，比帝王个人的意愿更有力量。而从根本上说，封建末世停
滞的社会生活早就决定了学术和科学的停滞。但丁《神曲》赞美人的才智，
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而历史要求吴敬梓的却是揭露智能的被败坏。
① 见《康有为奏议》，《戊戌变法》第2 册。
三道德被腐蚀
小说在“说楔子敷陈大义”时明白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所以不好，是因
为“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其中强调的
是品行，即道德的被腐蚀。这是文人厄运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人编的《六韬》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用
功名利禄，即封建特权作诱饵，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为君王所用。
这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政策，反映了封建社会作为等级制社会的特点。封建
统治者有不少取士制度，有些能督促文人讲求文行出处等道德修养。而八股
科举却是腐朽、丑恶、愚蠢的取士制度，只能促使文人道德的败坏。《儒林
外史》通过一系列生动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一代文人道德败坏的根本原
因。封建社会进入末世，封建道德便日益瓦解，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则起
了十分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吴敬梓揭露儒林中确实有一部分丑类。他们为非作歹，危害善良，已成
为社会的蟊贼；廉耻丧尽，灵魂霉烂，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对这些丑类，
作者给以愤怒的揭露和无情的鞭笞。
秀才王德王仁满嘴高调：“我们读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实际
上贪图不义之财，卑劣地用重病垂危的妹妹的正妻身份作交易，不知人间还
有羞耻二字。
贡生严致中不学无术，借着贡生的资格，凭持与官府的交往，巧取豪夺，
恶行多端，完全成了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
进士出身的王惠到南昌任太守，特地“钉了一把头号的库戥”，“用的
是头号的板子”，“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是一个凶狠毒
辣的贪官酷吏。
高要县知县汤奉与举人张静斋狼狈为奸，为了“指日升迁”，草菅人命，
用酷刑活活枷死回民老师傅，用鲜血染红了顶子。
匡超人原是纯朴的农家子弟，由于吞食了八股功名的钓饵，蜕化变质为
无耻文人。吹牛撒谎，以怨报德，假造文书，代作“枪手”，停妻再娶，恶
行多端。这一堕落的全过程，怵目惊心地表现了八股功名在道德上的可怕的
腐蚀力。
《儒林外史》描写了功名富贵的颓风席卷儒林，很多文人“把那文行出
处都看得轻了”的现象，从而深刻地揭露了道德上被腐蚀的广泛性。
老童生周进、范进考了几十年，把青春和精力全都葬送在毫无意义的八
股科举中了。名缰利索把他们捆绑得似乞似囚，科举功名把他们愚弄得如痴
如狂。周进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当他见到贡院的号板时，眼里酸酸的，
愧悔自怨而又死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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