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档案-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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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于是马上派人将奥尔森送到纽约的精神病医院。治疗之后又转到疗养院进行继续护理。然而所有的治疗全都没有任何效果，奥尔森的情绪越来越失控。终于有一天，他病情恶化，脾气暴躁，当砸完屋里所有东西后跳楼自杀了。　　　　
　　　　这一件事惊动了当时已经是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他得到的解释是“不应该是LSD药物出现问题，因为其他服用的人员都没有出现问题”。他命令有关部门马上立即展开调查，并保证以后不能再出现类似事件。后来调查表明，实际上奥尔森本身就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问题，服用LSD后病情加重最后导致了事件。中情局最初向奥尔森的家属公布的是，奥尔森是由于一种罕见的疾病而死亡，后来才告诉他的妻子，奥尔森是跳楼而死。最后，他的亲属得到了75万美元的赔偿。福特总统还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道歉。　　　　
　　　　奥尔森事件发生后，中情局内部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很多人开始反对继续进行这种人体试验。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研究工作继续下去。事实上，这种秘密的研究试验一直没有停止。奥尔森事件中，他的家属得到了应有的赔偿，可是在美国的各个地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多少个像奥尔森这样的人存在，他们成了试验的受害者，然而却不为人所知。　　　　
　　　　物质主义笼罩下的美国人，总是相信人类的精神活动可以通过物质手段严格控制，并一再试图以这种思想引导情报工作的进行。当LSD、“吐真药”之类的精神药物似乎不起作用时，一度被认为是屡试不爽的测谎仪就开始大行其道。　　　　
　　　　所谓“测谎仪”，实际上是一套由各种电子元件组装成的间谍仪器，可以利用电磁频率的变化记录下被审讯者的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被审讯者由于思想压力、心理紧张和恐惧，面对杀气腾腾的中央情报局讯问特工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不是”的时候，血压、脉搏、呼吸、排汗等方面的数据记录则可证明他们是诚实的还是在说谎。　　　　
　　　　在被测试之前，首先要进行预测。所谓“预测”即是中情局人员把要提出的问题从头至尾先问被测试者一次。那些不能直接回答“是”或“不是”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要重新措辞。预测完后，正式测试开始，被测试者的身体安装仪器部件：一条可以伸缩的橡皮管环绕在胸脯上来测呼吸；在腿上、手臂上戴上量血压的扣环来检验血压和脉搏的变化，仪器会做自动记录。操作者坐在仪器后面，仪器则放在被测试者身后，然后由操作者提问一个个问题，让被测试者一一回答。测试结束后，测试者研究图纸上的记录，找出那些被测试者没有说出真话的征象。　　　　
　　　　试验完毕后，测试者对这些“征象”进行讨论，问被测试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什么干扰乱了他的思想，当时他有什么心理负担。接着再进行第二次测试。事实上，要判定回答是否谎言，至少需要进行三至四次测试才行，一种不正常的反应至少要在两次不同的测试中都出现才有一定意义。仪器测试之后，被测试者还得应付测试者有意无意之中的“心理测试”。比如，明明仪器记录没有说谎征象，但测试者却会对被测试者说，你在这个地方没有说真话，请再回答一遍。实际上这是向他们施加心理压力。　　　　
　　　　对测谎仪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历来争议激烈，莫衷一是。事实上，许多人撒了谎但测谎仪却没能测出来——这通常归功于其过硬的心理素质——例如震惊整个美国的双重间谍埃姆斯就成功地两次躲过了测谎仪的检查。阿富汗战争后塔利班战俘被测试时，多次把假话说出来，美军就信以为真，接着徒劳无功地采取多次大规模的空中打击和地面搜捕行动。这些战俘今天说重要人物逃到巴基斯坦境内，明天说逃到阿富汗南部山区，后天说逃到索马里或者在空袭中死亡等，使美军耗费了大量人力和弹药，甚至导致一架KC…130空中加油机坠毁、7人死亡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场悲剧。　　　　
　　　　2001年12月，美中央情报局特工通过测谎仪审讯战俘后得知，重要目标“根据地”秘密转移到了海上，并组成了一支大约20艘舰船规模的舰队，分布在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此，美军在地面部队加紧在阿富汗搜索重要目标的同时，美国海军也在全球各大洋展开了“围剿”行动，力求将重要人物一网打尽。结果证明这是一个假情报。　　　　
　　　　实践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使用的测谎仪是不灵验的，连美国参议院特别情报委员会最近在一项报告说：“测谎被认为是有用但不可靠的审讯手段。”特别是一些好人有时被测之后，被误成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受到了长期监视。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蓝鸟行动”和“蓟菜工程”（4）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慎重地告诫说：“对那些有泄密之嫌的人做测谎试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不应该根据靠不住的测谎试验便断送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然而，在过去7年中，测谎在反情报界得到新的地位。中央情报局至少对4万名涉嫌人进行了测谎检查，以寻找吸毒者和潜伏的间谍，但功效不大。　　　　
　　　　据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的官员说，测谎仪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反情报、反渗透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目前多数法律案件中不允许把测谎的结果作为证据，因为人们对它的准确性有怀疑。中央情报局那些得到撒谎测试结果的雇员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被称为“测谎束缚”的社会底层。有时错误的测试结果将使中央情报局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甚至要用两年的时间进行调查，寻找被测者与外国情报机构的联系。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特工马克·马拉就是其中一个，被美国特工进行了长达19个月的监视，并多次搜查他的住处。中央情报局有时对他进行一天24小时的监视，包括在他的头顶盘旋的联邦调查局的飞机。直到1995年7月才证明他是清白的，恢复了原职。　　　　
　　　　如果以正常的道德良知来评价，中央情报局的人体试验可以说是一种唯利是图的政客的阴谋与攫取情报的卑鄙手段，而这一切，如果和它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支持相比，又显得“黯然失色”了。　　　　
　　　　早在二战结束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批准对臭名昭著的战犯、日军中将石井四郎和他的细菌战部队（即所谓的“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则是让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对于这一令人唾弃的肮脏交易，在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证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就这样，手上沾满中国受害人鲜血的“731部队”的战犯成为美国政府麾下的研究精英。美国政府把他们从1948年留到1968年，继续在美研究生化武器，这批日本战犯带着731实验室的菌种到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军实验室，相安无事地继续他们的“科学研究”。　　　　
　　　　历史是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在“9·11事件”后，美国许多政府部门都收到了里面装有炭疽菌的信件，也有人受到炭疽菌侵害——这是一种致命的毒性极强的病菌。美国政府号令各级情报组织倾全力调查。紧接着，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出来了：《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网等众多媒体都报道说，导致多名美国人丧生的炭疽菌来源，其实就是位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生化战研究室！　　　　
　　　　《华盛顿邮报》报道，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有两打以上的细菌样本于1991年的时候不知去向。当时在实验室工作的人，以及次年陆军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遗失的这批危险的样本，包括炭疽菌在内和去年攻击美国的炭疽菌事件，已查出源于一处。这个生化战研究室是由中央情报局及其二战时的前身所资助的，中央情报局与此事脱不了干系！美国人一向鼓吹至高无上的“天赋人权观”，然而，当他们的道德高调遭遇了他们的情报组织时——这些情报组织按照政府的授意，对曾大肆进行活人解剖试验的日军战犯实施保护行为——人权的大旗也似乎摇摇欲坠了。　　　　
　　　　无论是对精神药物和测谎仪的迷信，还是对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资助与扶持，这些事件都在中央情报局不长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中央情报局也因其自身浓重的政治色彩而为公众甚至是外国同行所诟病：“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第五部分：CIA的伤疤：精神药物与人体试验CIA搁浅“猪湾”（1）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在二战后对苏联采取的“遏制政策”，在这一思维的指导下，中情局展开了针对苏联的一系列行动，如我们提到过的白银行动、黄金行动和窃取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等等。其实，在“遏制”战略的另一个方面，南美洲和北美洲被认为是美国利益头等重要的地区，无论在军事、经济还是在原料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1950年开始，美国白宫就被各界人士提醒要注重拉丁美洲的地位。拉丁美洲一直作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曾以一份电报闻名的乔治·凯南将自己在电报中阐述的对苏联遏制的思想延伸到拉丁美洲，他向白宫报告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以想像得到，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后院”，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无疑是后院起火。凯南断言说，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必须把美国的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艾森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