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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刚-财富命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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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徊渴只鸵惶―VD机，随后把齐慎勒死，把尸体抬到齐慎的“菲亚特”车后备箱里。为了毁灭证据，楼怀返回房间整理好了齐慎的床铺，冲洗了卫生间。随后驾车到龙湾瑶溪一条小道边，掩埋了齐慎的尸体。平分了财物后，尽管已夺去了两条人命，但由于没抢到多少钱物，楼怀和翟克又在继续物色新的目标，准备选择时机干第三桩“买卖”，幸而在动手之前案发。
案情披露后，一个江浙老板充满惊恐地说，“以往都是社会上的不法之徒盯着我们，怎么现在连大学生都对我们下手了呢？！”
在这个案例中令人惊叹的是，沿海飞速发展的城市风貌和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并没有能够激发两个莘莘学子的创业激情，反而引燃了潜藏心底的罪恶杀机，快速接近财富标准是他们定下犯罪计划的直接动因。在经济学界提起来无人不知的亚当斯密，除了那本作为经济学始祖级教材的《国富论》，还写过一本同时作为理论上互补的《道德情操论》，中间有这样一段话“权力和财富带来的愉快，使得我们把它想象成某种重要的、美丽的和高尚的东西，值得我们为获得它而倾注心力。但同时，天性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欺骗我们。” 连自由市场制度的鼻祖都承认财富的外在表现并不像它的内涵一样，也许是丑陋的渊薮。法国前总理、也是前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也有这样一句名言：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意思是说虽然在经济领域里不能不按市场原则办事，但在其它社会生活领域，就不能任由市场原则的渗透和支配。
触发我的另外一件事情恐怕大家更是耳熟能详，那就是2004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
2004年2月23号，云南大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鼎新学生公寓的一间男生宿舍内，生命科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班的四名学生被杀，尸体被藏在宿舍内的四个衣柜里，脑后都发现有明显被钝器打击的痕迹，而作案者是他们的同学马加爵，公安机关对马加爵的追捕启用了红色通缉令，最后在海南将其擒获。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对案件的报道，诸多媒体给予了大篇幅的关注，对于马加爵作案手段的残忍和事发后处理尸体的镇定，都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深入的剖析，基本认同了这样的一条犯罪心理轨迹――马加爵长期以来思想封闭、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跟人交流、沟通，怨恨排解不了，越积越多，由量变到质变，导致最后造成在跟同学打牌那天受了几句奚落，作为一个导火索全部就爆发出来，很坚决地把四名同学杀害。对他人生命的如此漠视，加上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无论如何都是罪不可赦的，2004年4月24日，马加爵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马加爵一案引发了社会大量的思考，如何培养教育天之骄子们有一个良好健全的人格被高度重视，在案发后的第三个月，我应中国政法大学团委所邀，参加一场马加爵事件后的讨论，期间遇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位研究犯罪心理的教授，她曾经到案发地做过深入的调查，在讨论中所披露的一些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隐隐的感到，财富的标准似乎在马加爵一案中又一次逞威，并导致了四个年轻生命的消失。
虽然这位教授的观点认为马加爵作案动机与贫穷无关，完全是因为自我孤僻的性格和攻击型人格所致，但我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我思考问题更习惯从社会关系外在变化的角度去推导影响他这样做的间接原因，而不完全把犯罪动因过归结为纯粹个体的行为。 据这位教授的调查，马加爵所在学校的学生宿舍分好几个等级，当然费用也不一样，马加爵住的是最差的等级。由于家里贫穷，马家给他取名“加爵”，是想图个“加官进爵”之意，盼望他能出人头地。而马加爵因为缺少经济支持，好几个假期中只回过一次家，参加同学中的老乡聚会也是缩手缩脚，在跟家境富裕的同学交往时更是充满自卑，最后干脆“无钱莫入众”，采取了近乎自闭的生活方式，只想早日挣钱，为家人和自己争点面子。
由于家庭的贫困，他的社会公平感严重缺失，认为社会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有的人可以生来就吃得好、穿得好，而自己在食堂不能打荤菜，只能穿旧衣服；他认为人生充满了艰难，处处都存在着不安全；他开始怀疑一切，变得有些神经兮兮，而且脾气越发暴躁乖戾。 当然，这些如果放在一个性格开朗的人身上，贫穷也许可以转化为奋斗的动力，而恰恰在心理脆弱的马加爵身上，极端地演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的基因，此后也是在打牌时的几句斗嘴，便成为了引爆罪恶基因的导火索。 财富标准控制下的那根铁棍从上文中讲到的那位东北汉子的手上被夺了下来，激发出了一个成功的致富者，而马加爵手上的铁锤，却不幸造就了一个失败人生的杀人犯。
我写下这些言辞绝对没有为行凶者辩解的意思，但是我总想，单纯地去谴责一个既成事实的犯罪实施人，并不能有助于整个社会的警醒，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所有的人都能在别人财富成功的刺激下，鞭策自己发愤图强，最终成功，而忽视相当数量的沦落者跌入罪恶的深渊。我们应该适当地修正一下隐藏于每个人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不要让金钱的魔力在我们面前变得过于强大。
新世纪之初的2000年，我驱车赴离北京不远的张家口市宣化区调查采访一起离奇的 车祸 案。自有汽车以来，交通肇事屡见不鲜，可我要调查的这起车祸案太让人不可思议，被撞的全是骑自行车的人，总共伤了11人，其中一人死亡，现场距离有将近8公里长，撞人者似乎有一定的目的性，看起来是隔一段路就撞一个人。而肇事者更令我惊异，竟然是一个14岁的少年卢海志，还不到法定领取驾照的年龄。我见到了他的父亲，一位开砖场的老板，据当地人说，很有钱，那辆肇事的 桑塔纳 也是村里的唯一一辆车。由于父亲的默许，卢海志辍学在家，经常开着这辆车到处转，有一次轧死了街坊的一只羊，他父亲说，不就一只羊吗？赔他钱！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卢海志喝酒、早恋，过早地进入了社会。出事那天，就因为和女朋友在车上吵了嘴，一怒之下，把邪火撒向了无辜的路人，酿成了惨剧。在警察讯问他时，这个被金钱万能论左右的少年竟天真的说，撞了人不就赔点钱吗？我这点事儿，有个万把块钱能不能摆平？而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我采访被撞伤的人和死者的家属时，他们最关注的也是究竟能赔多少钱。后来据说，卢海志父亲还真的掏出了不菲的金钱做了民事赔偿。
应该说，这又是一个无形的财富之手催生的罪案，在金钱的统辖之下，连人的生命价值都在这个冰冷的尺度下被重新定位排序，这是相当可怕的事情，有句戏言“穷得只剩下钱了”，并非危言耸听，这样恐怖的情态已然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存在之中了，但幸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味和感动的瞬间在坚持维护着生命存在的更多涵义。
那天无意间看到电视里在访谈一位在我小时候的电影记忆里威风八面的老演员，年事虽高，风采不减，老人豁达地谈到那时的拍戏补贴是每天1。2元，远不能同今天的偶像们动辄万计的出场费相比。 镜头里看得出，这位老艺术家居所里的家居摆设也稍显简朴，但我知道，他塑造的银幕形象在观众心中的地位永远都是无法替代的，其出神入化的表演功力再现了一个敌后英雄的夺目光辉，老人也以这种赢得观众心灵认可的劳动作为平生最大的成功，现场发自内心的热烈掌声说明了尊重和荣耀与金钱无关。
有一次到东北农村采访，在一个人家的墙壁上，我看到了久违的但很熟悉的红字彩印的三好学生奖状，我曾经在30多年前每到学期结束总是喜气洋洋地带它回家，然后很小心的贴到墙上。那时没有更多的金钱奖励，但每个期末那张奖状所带来的那份骄傲和自豪，却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五年下来，贴满了整面墙，谁家的孩子能有这么一面墙的奖状，父母的脸上都会无限地荣光。现在的孩子可能已经很少看到这东西了，他们更多接触到的视听污染是选秀竞技的奖金刺激和极尽富丽的奢华和排场，金钱的魔力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体育很有天赋的同学，也许是受了遗传的禀赋，他们一家六口，除了老太太，个个身体强健，四男一女父子兵五个，组成了一支别无分号的家庭篮球队，竟然在当地组织的区域比赛中，打得各大机关的队伍溃不成军。每每得胜后，众皆仰面视之，一时间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比赛赢得的那份受尊重感，直到现在虽时隔多年，提起来仍是钦羡不已。
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探讨一个简单的道理，成功的概念不应该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虽然古语有言“不信但看宴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但是回溯历史，在中国人的思想体系里，更为看重的是生活的意境，修家谱族谱，也总是把那些有名望受尊崇的先人列在上面，而不是太多顾及资财的多寡。那些诗书豪情达观的文人墨客，身携长技而惊人的能异之士，其所绽放出的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在人们的敬佩序列里才是成功形象的重要标志。
大文豪苏东坡有一个弟子秦少游，以词风婉约著称，写有“山抹微云 天粘衰草”之语句，当世便称为奇才。因这两句词，秦先生几乎吃了一辈子，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女婿都靠这两句词赢得风光无限，在一次赴宴时，其婿自我介绍时道出“我乃山抹微云之婿也”，立马举座皆惊，奉之为上宾。且不说秦先生的快婿是否有矫情沾光之嫌，可以看得出当时的风尚并非唯钱是尊，对文化的向往是勿庸置疑的。李太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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