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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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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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