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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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李信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朥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58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12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60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朥，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　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　“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　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　第二天早晨7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