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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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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言吗？”反正不免一死，还不如鼓起勇气，把心里憋着的闷气吐露，于是我开始问道： “你们日本诸君为何不住东京？你们有家眷，家里也有父母子女，有天伦之乐吧？为何不在家享受天伦之乐，而跑到此地来呢？”
法官微微笑，点头，又说： “继续！”我说： “你们应当留在家里，不应来侵略他人国土。我们全体抗日，新加坡人全都抗日，我们本来就是参加组织的，不畏一死！不多求什么，只要求不判死刑，宁要终身监禁，请考虑。”
十六七人陈述完结，退场，休息。再出审时，军人列队持枪械武器，严阵以待，气氛恐怖异常，好像马上抄斩，人头落地似的。法官宣判： “再确实判词，这次不能改。”“第一位，死刑。第二位，死刑。第三位，本官判因少年无知，被他人利用，特宽大判他监禁十五年徒刑。”
那当儿，说实在话，我如释重负，如同由地狱边缘捡回一条命似地放下心头大石。
欧南园监狱经历
审判过后，我们一行十余人被迅速带至珍珠山附近的欧南园监狱。狱里设刑场，前述两位被判死刑的犯人，解至刑场，午饭都不让吃，便推上吊台，即刻正法，吓得我们面面相觑。
狱中生涯好比活人地狱，所谓稀粥全是浆水，只有几粒米飘荡，狱卒与犯人合共在院子里种植一种苋菜，高大如人身，茎粗长毛刺，许多人进食这类苋菜，死于肠出血，我也差一点送命。我被送进监狱里的医院治疗，不见康复。看见医院门前悬一死亡人数牌子，每日死亡人数不断上升，大家都十分惊恐。我的肠出血症，幸得一位狱友向印度狱卒行善，冒险托人从外面带入一种汉方药物，才把病治妥。
我已不记得在狱中住了多少时间，有人告诉我，约两年余，由于饥馑与患病，在出狱时，只剩皮包骨。
1945年9月间，日军已投降，新加坡光复，抗日组织部人员来病院寻找我们这些同志，并接去疗养。我瘦弱得无法步行，奄奄一息，两手与脚像鸡爪那样僵硬，不能动弹，他们雇三轮车，把我送去“抗日出狱联谊会”，在今新世界（前维多利亚中学校址）疗养，当三轮车夫将我载至上述地点，瞧见招牌上写着“抗日出狱联谊会”，即刻婉拒车资，可看出当时人民对日本侵略之同仇敌忾，在战乱时人人都有秉持正义的气慨。
投诉日期： 1998年9月初。
黄宝珠
216． 蒙难者：
黄再炎，男
投诉人资料： 黄再炎之女黄宝珠（Ng Poh Choo），1928年生，现在住在BLK 52 Lengkok Bahru ＃08303，Singapore 0315。
投诉内容： 我是中国福建金门人，8岁到星洲。父亲本来是一个人过南洋，住在新加坡。1942年我大约12岁，排行最大，下有一妹一弟。
开战的时候，我住在吉宁街金泉村杂货店，日本军攻打新加坡，我们逃去成泰屋，现改名为荷村，租房逃避日军。
1942年除夕，2月14日上午，高射炮弹射来，落在我们家的厅，轰了个大洞。母亲当年31岁，她叫王桃。我父亲黄再炎去煮面线给母亲吃，当时行李箱等物置放在床铺上，母亲和弟妹同在卧房，父亲端面到厅上坐，我则在走廊，炮弹落下，当场把我父亲的双腿炸断，他当时正卷烟，连手也被炸断。
当时英军在我们门外挖战壕，英军见状，入门抢救，用药水及纱布包扎。我的手被弹片所击中，父亲与我同时被救伤车载去医院。由于分配入住了同一病室，我父亲因重伤而逝，我跟我父亲在同一个地方阴阳两隔，悲伤不可言喻。
我住院数月，慢慢恢复。当时大医院都先抢救军人，我们老百姓却被送去疯人院医疗——杨厝港的红砂厘，疯人都放走了，把重伤人安排进去。
康复之后，医生问要回何处，或是仍留在医院，我说要回吉宁街。有人来带我去牛车水，有位老人认得我，说知道我是金泉村五脚基的人，邻居又将我带去咕哩间。
当时，母亲已去隆帮（寄宿）二婶的外家，母亲听我叫嚷找人，竟不敢相信我捡回一条命归来，相拥而泣。我们到处流浪搭住，后来才租到一层直落阿逸33号的房子。
我母每早做糕饼，我则捧糕到处叫卖。母亲也收衣洗，一大早便做，晚上做裁缝为生，工作得很辛苦，40多岁得了肺病，不能再劳动。我当时十五六岁，担下家庭重担，洗衣，帮佣，一个月只有几十元。
我23岁结婚，破相的手，很多人都不愿娶，后来找到这位（吕水可先生86岁），他大我17岁，死了前妻，40岁娶我，带着三个孩子来，我都一一给他们照顾成人。
日本军的侵略给我很大的伤害，我在中国金门为了逃避日本入侵而南下见父亲，没想到见了父亲，团圆后又遭到日军炮弹攻击，失去父亲是对我的一大伤害。我对日本人是痛恨的。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5日。
叶尚友
217． 蒙难者（投诉人）：
叶尚友（S。 A Yap），男，1920年10月生。现在住在112，Weshart Road。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之一，即叶祖诒。二战爆发时，他们也属于筹账会的人，我当时在该银行就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3）
1942年2月15日，我藏身在樟宜平仪学校，躲避日军。之前也曾经避难到印尼，回来后家人安排我去樟宜。这一天，终碰上屠杀队，听说许旭林路有过大屠杀，更令我忧心忡忡，当我走近菜市（地名，现称勿洛菜市）某个近樟宜的庙，上山坡时，果见日本军队押人上来，我听到脚步声，赶忙躲入茅草堆里，不敢声张。后来听说那辆车上人全部被送至樟宜海边屠杀了。
隔日，日本宪兵队的“生死官”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白天我住在平仪学校，这所学校也属于许阿仑园主家范围，轮到我，日本宪兵正犹豫是否要签押生死布条之际，另有一位斯文人大声喝我走开，把我送去一处集中营。
离开集中营后，回到村里，有一日，一位长胡子的好像朝鲜人模样，很粗鲁的一个人，叫我们去捉鸡，捉到后献上，那位粗鲁的士兵挥刀斩鸡头，连我的手指也劈去。
过两日，我去防空洞寻找银币包，因为手臂中毒而肿胀，差点儿送命！幸好这时候，遇见一位逃难的的士司机，他好心开车把我送去交给一位中医，以香枝烧除毒疮，肿才消退，手臂才慢慢地康复起来。
十天后，我回到坡底的万兴利银行工作，方才听说银行有一半职员在检证中被日军杀死。林文庆的儿子，也是被日本兵残害而死的。
我个人所知道的、印象较深刻的几件日军屠杀事件有： “谦美”米业，九八行老板阮世方，阮世方的女婿陈书源被杀害了，“谦美”的经理叶炳炎，日本兵押他们去一号货舱海边，要砍首，他逃了出去，现在已病得不能说话了。
永芳园避难所里有一个人，被令去捉猪给日军，后来被日军诬告是间谍，要斩首，斩首时他低下头，没被大刀斩到，却被斩去一边手臂。30年后，我见他在福建街附近，即“明珍”隔壁的一间香烟店卖烟，生活十分潦倒。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0日。
蔡大善
218． 蒙难者（投诉人）：
蔡大善，1932年出生，原籍福建漳浦。现在住在BLK 28，Jalan bukit Mera楼下超级市场附近。
投诉内容： 我今年77岁，属鸡，来新加坡已67年，10岁那年南来的，战争爆发时约21岁。
有人诬告我是抗日团分子，是卖花队队员。出卖我的人叫陈受丁（译音）。此人曾来找我，我不在家，便把我父亲捉去拷打。我妻不忍心，便叫我去找陈受丁讲道理，把我父亲换回来。
过了不久，暗牌（便衣警察）到我家来搜查，查到一本书，书中因有“爱国旗，国旗飘扬”的字眼，他们就冤枉我是抗日分子，藉口逮捕了去，把我押到丹戎巴葛香烟厂，以前叫和昌路，现在已改为儿童病院的地点，当时的日本驻军部队是10356号。
日本兵两人轮流拷打我。他们用斧头柄打我背部，直打到不支倒下去，要我供出抗日分子名单，我答不出，便持续又打又问，打累了，关入牢狱。拷打了两日，第三日便灌水： 用水喉灌。灌到昏过去，方才稍停，又用脚踩到涨肚上，让水从口倒流喷出，接着问： “招不招供？”不招又灌水，如是者反复又灌又问，不答便用巴掌打，并且骂人。
日本兵问我什么色（籍贯）人？答： 福建人，给他看通行证。又问我是真的吗？答是真的。
第四日，我妻子去找“大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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