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中国社会史:窃贼的历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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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省政府果然派来了一队士兵。镇上的人们得知，个个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认为这样一来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镇上突然闯进了一个数十人的盗窃团伙，这伙人全都将面部涂成黑色，手里拿着武器，所到之处无所不抢。而维持治安的士兵却一个也没有出来阻拦。
　　事过不久，抓住了一个在那天晚上行窃的盗贼。经审问，才得知他就是由省里派来驻防镇子的士兵。于是案子传诉到驻防队队长，要求他严加查办部下。孰料这位队长坚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部下有偷窃嫌疑。审讯者只好把抓到的窃贼出示给队长。这位队长却说被捕者早已被撤了差事，已不属于驻防队的人。这样一来，镇中受到损失的商家无法深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事情很明显，此案就是驻防队所为。而且正是这位驻防队长见财起意，策划了这个假扮强盗的闹剧。从事这次活动的人，在作案之前并不是盗贼，也许作案之后也不会再做偷盗之事，但因为这一偶然蠢举，也就成了偶尔作案的盗贼了。
　　与这些士兵为盗相比，普通老百姓也有偶尔为盗的事情。有的人只因一念之差，偷了别人的财物，过后后悔不迭，发誓此后不再做此蠢事。对于这种一生中只干过一次盗窃行为的人，实可称为偶然行为。当然，也有人虽属是因一念之差而盗，但事后不思悔改，一犯再犯，也就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惯窃，而不属于偶然行为了。与这种惯窃和偶窃相比，还有一种人既令人可气，又令人可怜，这种人是一些被逼无奈、不得不一盗再盗的人。
　　旧中国的上海，有着数不清的下三赖，统称之为“瘪三”。瘪三们在穷极潦倒时，常常干起一种“收旧货”的勾当。之所以将瘪三收旧货称为“勾当”，是因为他们的收旧货与平常以此为业的收旧货者不同，他们的收旧货多以偷、骗为主，真正采取正当的收买手段的极为少见。即使是收买，也必含有欺骗的性质。因此，对于瘪三的收旧货来说，与其说是“收买”，倒不如解释为“收纳”更为贴切些。
　　瘪三收旧货时的偷，往往是顺手牵羊，他们走街串巷，见物即偷。至于收旧货时的行骗，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一般是引诱大户人家中的某一成员把家中的物品偷出来，低价卖给他。
　　瘪三一经得手，改日还会来买，女仆的贪欲之心一发不可收拾。即使不想再干下去，也因受到瘪三的威胁而成骑虎难下之势。总之，不管愿意与否，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是与瘪三联手偷卖主人家中的物品。
　　由一开始偷损坏的物品，发展到后来偷完好的物品；由一开始偷零星的东西，发展到后来偷重大的物件。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直到某一天被主人发现，赶出门外方止（参见《上海滩黑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女仆偷盗本是偶然所为，但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一盗再盗，偶然性也就变成了必然性。所以，防患于偶然，是善良人免于走上偷盗之途的最关键的一步。
　　
　　
　　五“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1）
　　
　　窃贼的反社会性对人民生活带来种种干扰和损害，因此防止窃贼的偷窃行为和对窃贼进行制裁，历来都是各代政府关注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窃”与“禁”在利益上趋向相同时，用以防止和制裁窃贼的法律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在这里，且不说与执法有关的一系列行为人与盗贼的利益联系，单就人们最直接关注的警察来说，也是往往因为其利益与窃贼利益的趋同性而丧失了执法的根本原则，结果成了与窃贼同样犯罪的人。
　　古时，窃贼们就以种种手法疏通一些职司治安的捕役，使得这些捕役与窃贼们串通一气，美其名曰：“大家发财。”有些捕役家里就是窝赃点，失主报官之后，“比之急则妄咬无辜，以肆其诈；比之缓，则坐地分赃”（参见崇祯《历乘》卷十四）。
　　《明斋小识》里讲的一件事确实令人吃惊：清朝时期，青浦赵屯镇上有个著名的赃窝，窝头姓姚，“自幼作贼，四方草窃依为薮”。这一带凡有家中失窃，都可去姚家认领被窃物件，不过这叫“议赎”，还不能讨价还价。何以会有这等怪事呢？原来衙门里的捕役也靠这个赃窝吃外快，故“盗赃累累列庭，无人敢置喙”。
　　又清代南汇人杨光辅所著《淞南乐府》内讲到的窃牛宰烹一事，亦很有说明意义：“地棍贿通衙蠹，日宰耕牛无算，贼窃牛以贱售之。”衙役和盗贼同流合污，无怪窃贼敢于胆大妄为。
　　到了近代，普通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警察与小偷是一家。”当时盗贼案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发生，窃贼的胆子越来越大，受害者多不胜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警察与窃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从窃贼的偷窃活动中图谋私利，完全丧失了执法人的起码道德。
　　警察局常常把没收小偷偷来的东西中无人认领的部分，作为外快（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一来，警察局很希望多没收一些赃物，也就是希望小偷多偷、多作案。有的小偷偷得的赃物，虽然供出是在某处偷获的，警察局也常常不通知失主认领，因为这样警察局就可以没收。而没收的赃物用作外快，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不算贪污。赃物没收以后，分局截留一部分，另一部分送总局，也有全部上交的。总局对赃物不定期进行内部公开分赃。也就是抽签贱价拍卖给所属警官。当然，贵重的东西，已被高级警官，如局长、分局长、科长等先享用，零碎不值钱的东西才拿出来拍卖。拍卖价款为警察局的自行收入，任意开价。
　　警察和小偷勾结，相互利用。小偷找警察做“神头”（即后台），以求得警察保护；警察则掩护小偷，为的是能够参与分配赃物。这种警察与小偷同流合污的现象，在旧中国比比皆是。
　　云南省的昆明警察局有一刑警大队，大队下又分若干组，各组由组长率领队员多人，分住在昆明市的八个区。队员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为此，他们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而收罗助手，助手被称为“跑二排”，其中有些人就是小偷，任务是为警察提供情报，其实就是为警察“撵山”（指猎犬为猎人追逐野兽），谋取钱财。“跑二排”的也可以再找助手，叫做“跑三排”，甚至有“跑四排”、“跑五排”的。下一排各对上一排负责。这样警察和小偷就成了合作者。警察为小偷通风报信，吃钱放赏。有的见小偷行窃，不仅不抓，反而加以掩护。小偷窃得的赃物，就共同分赃。还有的警察，挂着警察的牌子，实际上就是贼帮头子，这在昆明叫“舵把子”。一个“舵把子”联系有很多小偷，成了祸害社会的毒瘤。
　　警察和窃贼相互勾结，共同行窃，是旧中国执法部门的一大特色。有的警察为窃贼打掩护，有的包庇窃贼，有的吃钱卖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1947年8月中旬，《东南日报》刊载出一条令人惊讶的新闻：“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侦缉科便衣警长邵关荣接获密报，在东方饭店破获盗匪机关，计先后捕获盗犯七名，内有盗犯董省吾一名现任宝山县刑事警察组组长。”（参见《警局调查汤纳理等七名持械抢劫及买赃物一案进地方法院》，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卷宗，第131号）
　　原来，7月17日上午10时，上海警察局刑警二科便服警长邵关荣接获情报称：“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内匿有大批持械盗匪汤纳理等。”经邵关荣派人调查，果然属实。他立即派员驰往西藏路东方饭店341号房间，当场拘获嫌疑犯汤纳理、杨存厚、沈阿庆、柴觉迁、董省吾等5名，并查获钻戒及手表等物。据被捕者供认，上述物品均抢自兴安路麦赛坊1号的朱姓家中。
　　警员又于当日在宁海东路春江旅馆23号房间，拘获同案犯应阿兴，并由其领往南市四牌楼永安里7号起获手枪两支；又在福建路大江南饭店359号房间抓获收买赃物者邵敬昶，查获赃物翡翠钻石等物。
　　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证实董省吾是在东方饭店341号室匪窟内被拘获的，当时即在其身上搜获宝山县警察局刑事警察组组长证件一张，他亦自称在宝山警察局任职。
　　经查证，强盗汤纳理与董省吾系幼年同学。1947年6月间，汤纳理在成都路修德新村弄口遇见董省吾，便托董省吾代向宝山警局谋一刑警职位，董一口应允。汤见董虽是刑警组长，身边并无枪械，遂告诉董，准备赠送董一支枪。次日，汤将毛瑟小手枪一支及子弹3粒携至修德新村4号董的住所赠予董。后于7月9日，汤又携带手枪两支及子弹6粒至董家。董乃向汤索取照片三张，以备向宝山警察局申请谋职，并代领枪照。董在携带上述枪支至宝山申请登记时，因枪的来历不明被扣于局中。
　　
　　
　　五“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2）
　　
　　据汤纳理供认，董省吾是知道汤等为盗匪的，所以代汤办理枪支登记准备领取护照时，明知枪的来历非法，竟企图代为办理护照，掩护其盗匪活动。
　　董省吾身为刑警组长，盗匪是其侦缉对象，然而竟然代盗匪办理枪支执照。董省吾为什么要冒着违反法律的罪名干这种事呢？其目的是很明确的，这就是企图坐地分赃。
　　这一警匪勾结的社会新闻经新闻媒体公诸于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谴责警方的舆论接踵而来。这当然只是小警与小匪的勾结。至于社会深层、政局幕后隐藏的“大警”与“大匪”的勾结，置于法律之外的巨额的坐地分赃，更是骇人听闻的（参见郭绪印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254页）。
　　如果说这种与警察有关的偷盗案件尚属于“地下活动”，那么警察明目张胆地与盗贼勾结，从中牟利，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