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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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①⑧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②⑤。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