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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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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⑴⑵）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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