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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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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主席那里谈到，我们说，一个大学生啊，还刚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他就说，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这个学校很复杂呀！你是作为学校里一个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学校里全面的情况也不了解。后来，主席甚至于讲，他说，我看呀，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要有点学问吧！那么，你这学生，专业还没有学完，或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他说要搞个系主任那恐怕总是……，我们也已经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及一些原来的领导的干部，所以都要这些人出来。针对大家刚才讲的，主席说：“有一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啦，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说“周谷城啊，如果再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一些人还行哪”，主席很关心这事。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啊！你们不要泄气呀！怎么主席又怎么说了这些话啊！主席又说：“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做了很大贡献，但是现在马上来接这些班子，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这个班还有些困难，这有个过程，还得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么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么样接呢？看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学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廿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作省委书记，那还是很年青嘛！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就是很热爱的，对青年人评价很高。但现在呢？不能够单单强调这一方面，因为我现在讲的是三结合问题，所以就不能不说到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在现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事我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做了很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在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我看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吗？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那里筹备了嘛。他不要砸掉这块牌子？在外滩的人民公社委员会办公的那个地方啊，警卫连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请示，说这个牌子有人来砸，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坚决的命令，谁要砸这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抓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参加了公社的三结合，那末如果，我不是在这里过高地估计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就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么一点就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就夺不过来，为什么我们只要三结合这个权就过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权也是夺不过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它今后也是这样，也是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讲这个三结合，它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反正基本力量是三方为代表，这种基本形式已经形成。那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一个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它，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这样子，这样一个临时的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威信的、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会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是想来试一试，想来反对，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来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来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啦！谁愿意要来碰一碰，我们就会等着他们，对付他们！（掌声、口号）以上这一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要实行三结合，三结合是主席跟我们反复讲的一个问题，先讲了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最好的形式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进行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
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 12 月 18 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 12 月 18 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有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一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嘛，特别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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