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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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　？　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　
　　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　？　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