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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文集-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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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⑴⑵）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革命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使人们清除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从政治上、思想上为清理阶级队伍开路，并且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起着发动群众、巩固斗争成果的作用。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纯洁自己队伍、清除钻到内部来的阶级敌人的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它为大批判提供了生动的活材料。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革命的高潮推动着生产的高潮。由于几万万贫下中农努力，我国农业生产多年获得丰收。有了一个巩固的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才能使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我们向工人阶级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致敬。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业战线上也在涌现出许多新事物，不少地方已在改的过程中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技术革命。形势大好，振奋人心，一小撮妄想复辟的阶级敌人彻底完蛋了。现在美帝、苏修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焦头烂额，分崩离析，走投无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则是光辉灿烂，前途无量。我们一定要努力跟上发展着的形势，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总结经验，做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认真打好斗、批、改这一仗。这是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中的一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75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康生 江青 姚文元 1968。10。17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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