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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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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一字原夺。)
这段文字是老聃的根本思想,不是到战国时候才生出来的东西,在《庄子》和《韩非子》上是有旁证的。《庄子》的《天下篇》说: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所谓“常”便是“独立而不改”,所谓“无”便是“寂寥”,所谓“有”便是“混成”“周行”,所谓“太一”便是“大一”,便是“道”。
《韩非子》的《解老篇》上也说: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所谓“强字之曰道”即出本章,而“道可道非常道”更是《道德经》中的第一句。故尔在资料上以及由文字上说来,“道”这个观念为老子所发明,是毫无疑义的。
道字本来是道路的道,在老子以前的人又多用为法则。如《尚书·康王之诰》的“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左传》中子产所说的“天道”、“人道”,以及其它所屡见的道字,都是法则或方法的意思。但到了老子才有了表示本体的“道”。老子发明了本体的观念,是中国思想史上所从来没有的观念,他找不出既成的文字来命名它,只在方便上勉强名之曰“大一”,终嫌太笼统,不得已又勉强给它一个字,叫作“道”。选用了这个道字的动机,大约就因为有“天道”的成语在前,而且在这个字中是包含有四通八达的意义的吧。这些话正表示着老子的苦心孤诣的发明。
“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为感官所不能接触的实在,一切由人的感官所生出的范畴不仅不能范围它,且都是由它所引申而出;一切物质的与观念的存在,连人所有的至高的观念“上帝”都是由它所幻演出来的。
道冲而用之或(又)不(丕)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连“上帝”都是由“道”所生出来的,老子对于殷周的传统思想的确是起了一个天大的革命。帝和鬼神没有道的存在是不能存在的;有了道,在智者看来,鬼神也就失其威严。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第三十九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第六十章)
第六十章的话亦见《韩非子·解老篇》,第三十九章有“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的话见于《战国策·齐策》四,为颜蠋所引用为老子语,故尔这些话我们是能够相信的确是老子的。鬼神都失其尊严,则相传为通达鬼神之意的卜筮自然失其神秘。故尔他说:
能无卜筮而知吉凶。(《庄子·庚桑楚篇》所引)
但是在政治思想上老子是主张“愚民”的人。在作为愚民的手段上,他对于天或鬼神仍然肯定着。例如说: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第七十三章)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六十七章)(亦见《韩非子·解老篇》)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
是谓配天,古之极。(第六十八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第五十四章)(亦见《韩非子·解老篇》及《喻老篇》)
这些辞句和向来的传统思想并无多大的差别,这正是春秋时代的矛盾思想的孑遗。老子自己把那矛盾没有清算得干净。他的思想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宇宙的根元,而依然保守着向来的因袭。就是他的新的发明也还没有十分圆熟。例如本体的“道”是从什么地方发生出来的,在他都还是疑问。他说“吾不知谁之子”,便是这个疑问的表明。又譬如第二十五章上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1)
于“道”之上又列出“自然”来,所谓“自然”当然是指天地中一切云行雨施的变化,让“道”来取法乎它是连“道”也失掉了它的至上性了。这些地方正表现着老子思想的未圆熟,也表现着他的苦心处,他对于他自己所产生出的“道”的来历确实是还在苦心探索着的。
继老子而起的伟大的智者是孔子,孔子和老子有过师生的关系,在孔子自己和他的门徒们都是承认着的。《论语·述而篇》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就是老聃马叙伦说,见所著《老子覈诂》卷首《老子老莱子周太史儋老彭是非一人考》。——作者注。《礼记·曾子问》记载四处论礼的话,孔子都说是“闻诸老聃”。孔子既向老聘问过礼,想来于老聃的形而上学的思想一定是曾经接触过的。但遗憾的是孔子是自称“述而不作”的人,他的思想没有由自己体系出来。他所表彰的《六经》都不是他自己作的。《易经》的《十翼》在前是以为孔子作的,但到近年来已经遭了否认,竟连他曾经见过《易经》的话都是靠不住的。孔子和《易经》发生过关系的痕迹,在《论语》上只有两处。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
但这前一例在《鲁论》是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据《经典释文》),又汉《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也就是根据的《鲁论》。后一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但《论语》上并没有引作“《易》曰”。还有《宪问篇》有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和《易经·艮卦》的大象相同,也没有引作“《易》曰”。这些与其说是孔子、曾子曾经见过《易经》,毋宁说是编制《易经》的人盗用了他们的话。因为《周易》的经部本来是由既成的繇辞或谚语所编辑出来的。晋时太康年间由汲郡的魏襄王墓所发掘出的竹简,关于《易》的部分很多。
《晋书·束晳传》云:
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其次,杜预《左传集解·后叙》云:
《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据此则《周易》上下《经》在魏襄王时即孟子时代确已成书,然又有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的《易繇阴阳卦》二篇,可见《易经》的编制在当时也不只一种。今存《左传》中所载的卜筮繇辞有与《周易》同,也有与《周易》不同的,大率即由于根据这些不同的底本而来。《师春》当是师春的著作,其书在汉之秘府中当有残存,为刘歆所割裂,分载入于《左传》。这部《师春》是可以从《左传》摘取出来使它复原的。《左传》记卜筮终于哀公十一年,所说的都是预言而且都是的中了的,那自然是事后的假托无疑。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师春一定是孔子以后的人。他作书的目的是在保证《周易》的神秘,而所依据的底本复有种种,同时也可以断定他在保证《周易》之外还保证《易繇阴阳卦》。大约这些书就是公孙段、邵陟、师春这一批人所纂集并依托的。这一批人的年代至早不得过战国初年,而他们和儒家的关系也全不可考,因此孔子和《周易》的关系也就是莫须有了。
至于《庄子》的《天运篇》里言孔子“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又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而《天下篇》里也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明白地表示着孔子和《易》的关系,但《天运篇》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大约是在战国末年,而《天下篇》的“《诗》以道志”以下六句,近人马叙伦更疑是“古注文,传写误为正文”的马氏著《庄子义证》三十三卷二页。——作者注,由上下的文脉来看,此疑很近情理。
孔子和《易》虽然没有关系,但他在老聃思想已经发生了的空气中,受了它的感化是可能的。目前最可靠的资料是《论语》,虽然那已经是曾子的后学所纂集成的,但纂集的态度颇质实,我们是很可以置信的。那儿我们很可以得到一些消极的引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曰:“丘之祷之久矣。”(《述而》)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
据这些资料可见孔子对于殷、周以来的传统思想取的是否认的态度。
但他却肯定祭祀。
祭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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