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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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Ｋ量擞延诨侍欤�顼于上下，贲屯亡敃（浑沌无闷），锡釐亡疆。（《大克鼎》）　　　　
　　　　不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贲屯亡愍（浑沌无闷）。……皇考严在上，翼在下，溥溥（蓬蓬勃勃），降旅多福。（《虢旅钟》）　　　　
　　　　不显皇祖考，穆穆克哲阙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擢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绸缪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敷求不僭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番生簋》）　　　　
　　　　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仪，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其严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广启禹身，擢于永命。（《叔向父簋》）　　　　
　　　　凡在这些文字里面所表现的都是以德为基础，以德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义，因而上获天佑。有德的人死了是升在天上的。在《虢旅钟》和《番生簋》里面和德并列的虽然有一个“元”字出现，但这个字似乎是本源的意思，或者如象《易传》说的“元者善之长也”的意思。故尔从整个上说来，夷、厉时代的这些为政者的思想是和周公的思想没有什么距离的，但是对于天的信仰却远在周公之上。周公的思想是由怀疑出发的，天只是政策上的工具。宗周的统治一经久了，所谓“殷鉴”渐渐远隔了起来，“天命靡常”的认识朦胧了，周公的那种怀疑精神完全受了隐蔽，只是所利用的工具焕发着异样的光辉。我们试把厉王用卫巫使监谤的事情来思索一下，便可以知道那时的为政者对于天的信仰是怎样的专一了。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　　　　
　　　　且看他用的是巫，而且用的是卫巫，卫是殷之旧地，这很明显地表明着厉王是怎样地依赖神祇。王者的暴虐是得到神权的保证的，王者的屠杀谤者自然是“恭行天罚”。王者在政治上的责任可以说是让天来担任了。在这儿不仅激起了政治上的暴动，向来相信着是“福善祸淫”的天，也成为了众矢之的，被当时一般“变风”、“变雅”的诗人们责嚷了起来。《大雅》中相传是厉王时代的几篇如《板》、如《荡》、如《桑柔》，及时代相近的《云汉》，责嚷天的话言是层出不穷的。例如：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板》）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荡》）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我生不辰，逢天怒。……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桑柔》）　　　　
　　　　这里面的“上帝”和“天”，旧时的注家都讲成厉王，那是秦以后的语法，在《诗经》里是绝对讲不通的。而且这些诗人并不是立在民众立场上怨天，而是立在王室立场上怨天的，他们是怨天不作主宰，使下民暴动了起来。板板荡荡都是恶字眼，意思是上帝反动了，上帝昏乱了，上帝闹着乱子，上帝跌了跤，上帝暴虐，上帝冒了火，上帝多邪僻的行为，上帝出言不信。……把一个上帝骂得不亦乐乎。又如《小雅》的《十月之交》也是厉王时的诗，近时由《函皇父簋》的出土已经得到了证明。那里面说：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　　　　
　　　　（老百姓受的苦，并不是天上降下来的。互相排斥，互相诽谤，都是人干的事。）　　　　
　　　　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天命没有一定的轨道，我是不敢跟着我的同僚学乖，不图自勉。）　　　　
　　　　由对于天的信仰降到了相信人力来，这位诗人的想念可以说是周公思想的复活。　　　　
　　　　大抵由夷、厉以后，天的思想发生了动摇。这一次的动摇和周初的不同，是很普遍而深刻的。周初的一次动摇只是一二杰出者的怀疑，并且那一二杰出者是有意识地要利用宗教，不仅不肯使宗教的信仰在民间稍稍生出动摇，甚且用尽了全力来要维系着那种信仰。我们可以说在夷、厉以前周代关于天的思想的传统是一贯的，没有改变的。到了夷、厉时代，那动摇是发生在民间，且看民众可以纠合起来放逐天的代理者的“天子”，便可以知道那深刻的程度是怎样。在政治上周人的统治虽然还经历过一次宣王的中兴，但不久仍然衰颓了下来，终竟失掉了他的真实的统治权，只是留存着一个“天子”的虚位一直绵延到周赧王为秦所灭。天的思想在古时候和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所取的路径和政治上的路线也刚好是一样。在宣王的时候随着政治的中兴，天的思想也曾中兴过一回。《大、小雅》中好些是宣王时代的诗，特别象《崧高》和《烝民》两篇，连作者的名字都是在诗里面自行表示着的。吉父便是《兮甲盘》的兮伯吉父，连他的彝器在世上都有流传。《烝民》里说：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这是说一切的庶民都是天所生的，有物质上的身体，有精神上的规律，人之守常务正者是喜欢有好的身体和好的精神。这种人便是有德的人，是天生来保佑国家和王者的。物与则两方并没有偏轻偏重，所以知道的是在下文：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第一部分：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先秦天道观之进展（8）

　　　　“令仪令色……威仪是力”是物一方面的修饬，“柔嘉维则……小心翼翼”是则一方面的执守，诗人的德是两方面兼顾着的。这种有德的人便足以治国平天下，故又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明哲保身的意思是说要心地光明，同时要保存着自己的身体之有威仪，这被后世错解了，以为是图身体的安全，避免祸败。诗人的意思并不是那样退撄的。所谓“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这岂是徒靠聪明避免祸害的态度吗？由这几句话可以看出“柔嘉维则”的意思。柔是消极一方面的谦冲，嘉是积极一方面的刚毅。虞注《易·遯卦》的“嘉遯”说“乾为嘉”孙星衍《周易集解》五卷遯卦九五爻辞解。，又《随卦》的“孚于嘉”说“阳为嘉”同上书三卷随卦九五爻辞解。，便是这儿的嘉字的意思。故尔所谓“柔嘉维则”是说“刚柔合中”。审察尹吉甫的这种一面尊天，一面尚德的思想，和周公的思想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称仲山甫“古训是式”，可以见得他自己实在是保守“古训”的了。　　　　
　　　　还有《毛公鼎铭》也是宣王时的文字，那儿所纪录的是宣王自己所说的话。例如说：　　　　
　　　　不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襄乂厥辟，劳《金文丛考·补录〈师克铭考释〉》谓“当是古奉字”。勤大命，肆皇天无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　　　　
　　　　这说到天眷有德及有德者必配天的观点，但已经含有“天命靡常”的意思在里面，便是没有德的便不会得着天佑。所以接着又说：　　　　
　　　　敃天疾威，司余小子弗及（急），邦将害（曷）吉？……余非庸又昏，汝勿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雝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印”。《考释》第一三七页云：“‘印邵皇天’当是体念天心之意。印旧释为仰，误。邵通照。”（仰）邵皇天，绸缪大命，康能四国，俗（欲）我弗作先王忧。　　　　
　　　　明明是兢兢业业，不敢懈怠，恐天命将要失坠的意思。　　　　
　　　　在宣王时代，为政者一方面虽然努力在把周初的思想唤醒起来，希图恢复周家的统治，但已经普遍而深刻地遭了动摇的天，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再不能有从前的那样的效力了。一入春秋时代，天就和他的代理者周天子一样只是拥有一个虚名，信仰的人自然也还有，但毫不信仰的人却是特别的多。譬如在古时候王者是要仰仗龟卜来传达神命的，而楚的门廉要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十一年）古时候说一切的休咎祸福是由天降下来的，而郑的申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左传》庄十四年）晋的伯宗说：“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左传》宣十五年）又如鲁昭二十六年有彗星在齐的分野，齐侯要禳，晏婴劝他莫禳。哀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楚昭王命人去问周大史，周大史叫他禜，可以把祸移给令尹，楚昭王也终不肯禜。郑国的子产有一句话更说得透彻，便是“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十八年）。这些都表示着春秋时代的为政者的思想是很有点程度地脱离了天的羁绊，连把旧时的愚民政策的各种工具都没有热心再维持下去了。这层由官制的进化上也可以证明。古时候的官职是以关于天事即带宗教性质的官居于上位的，其次是政务官和事务官。《曲礼下》说：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六大中的大宗、大祝、大卜，都是宗教性质的官职，在初原是很显要的，但在春秋时代这些官职都式微了下来，转是次位的五官大出其风头。更到汉代，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上所说：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部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