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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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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这却把正考父认为戴公时人，而认《商颂》为商之遗诗。这异说自然也有根据，前者便是《左传》的“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后者则出自《国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闵马父言）。但这《左传》和《国语》，其实是一套，同是经过刘歆玩过把戏的东西，而刘歆是古文家的宗主。说到这儿，我们总可以恍然大悟了吧。便是《左传》昭七年文是刘歆的造作固不用说，便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明明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尤其是那鼎铭，我确实地找着了它的家婆屋。那文字的前半是剽窃《庄子》，后半是摹仿《檀弓》。
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钜，再命而于车上舞，三命而名诸父。孰协唐、许？
这是《庄子·列御寇篇》上的一节，本是有韵的文章，是否庄子亲笔虽不敢断言，总得是先秦文字。看这叙正考父“三命兹益恭”的情形，本来是第三者的客观描写。而“孰敢不轨”一句也是第三者的批评。全节的大意是说象正考父那样的谦恭，世间上谁还敢为不轨？但象那位尊驾（“如而夫”）的那样高傲，谁还想媲美唐尧、许由？这是尽情尽理的。但这前半被刘歆剽窃去作为正考父的《鼎铭》，便成了正考父的自画自赞，而把“孰敢不轨”改为“亦莫余敢侮”，竟直倨傲到万分了。还有呢，《庄子》的原文本是“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伛与偻，是“伛偻”这个联绵字的析用。伛偻或作痀偻，又或作曲偻，今人言驼背也。此外，如车弓曰枸篓（见《方言》），地之隆起处曰欧（见《史记·滑稽列传》），人苦作而弓背曰劬劳，又作拘录或录（见《荀子》），都是一语之转，但都先伛而后偻。一落到刘歆手里，却变成了先偻而后伛。这分明是他的记忆绞了线。《左传》是这样，《史记》也是这样，正足证明是出于一人之手。
《鼎铭》的前半已经弄得那么可笑，而后半也同样的可笑。粥是今人所谓稀饭，但古人铸鼎是以盛牲牢鱼鳖，并不是拿来煮稀饭的。古之人“钟鸣鼎食”比较起现在的奏军乐而吃西餐，觉得还要神气。自然，拿砂锅煮稀饭，今之乞丐为之，古亦宜然。正考父既以“三朝元老”铸鼎铭勋，而曰“于是，粥于是，以余口”——我过的是和讨口子一样的生活，拿鼎来煮稀饭吃的呀！这岂不是一位假道学？口气倒很有点张老之风，要说不是出于摹仿，我有点碍难相信。
《檀弓》有云：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刘歆不仅伪造了鼎铭，而且还伪造了史实。《庄子》所载的正考父三命本来并没有说是三朝之命，在一朝而受三命乃至三命以上，都是可能的。然而刘歆却把它解作三朝之命，而造出了“佐戴、武、宣”的史实出来，与今文家说大抬其杠子，弄得我们标榜考证的胡适博士也为所蒙蔽了，真真是误人不浅。
但正考父尽管是宋襄公时人，《鼎铭》也尽管是伪，而他那“三命兹益恭”的态度，既见于《庄子》，则胡适要用来证明“柔慈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仍然说得过去的，只消把年代改晚一点好了。然而可惜，这正考父是宋国的贵族，历代都只在宋国做大官，而宋国又是殷代遗民所聚集成的国，他在这儿就要充分地谦恭，并不足以解为奴性。假使他是出仕于鲁周或齐晋，那就方便得多了。何况他所作的《商颂》，那格调的雄壮，音韵的洪朗，实在也并不懦弱。更何况他的先人中有“十年而十一战”的孔父嘉，他的同国人里面有勇名啧啧的南宫万，足以令人想到这些遗民实在是有点“顽”的。柔慈云乎哉！奴性云乎哉！
第四部分：驳《说儒》驳《说儒》（5）
六《玄鸟》并非预言诗
《说儒》的另一个主要论据是把《商颂》的《玄鸟篇》解为预言诗。胡适告诉我们说：
我们试撇开一切旧说，来重读《商颂》的《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此诗旧说以为祀高宗的诗。但旧说总无法解释诗中的“武丁孙子”，也不能解释那“武丁孙子”的“武王”。郑玄解作“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朱熹说：“武王，汤号，而其后世亦以自称也。言武丁孙子，今袭汤号者，其武无所不胜。”这是谁呢？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
这样断定之后，接着又说：
我看此诗乃是一种预言：先述那“正域彼四方”的武汤，次预言一个“肇域彼四海”的“武丁孙子——武王”。
于是又把“大”改为“大（艰）”，说“这个未来的‘武王’能无所不胜，能用‘十乘’的薄弱武力，而承担‘大艰’，能从千里的邦畿而开国至于四海。这就是殷民族悬想的中兴英雄”。接着搭上了《左传》昭七年的孟僖子的话，更搭上了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于是乎这“悬记”，就和犹太民族的“弥赛亚”预言之应中到耶稣身上的一样，便应中到孔子身上来了。牵强附会得太不成话了！
是的，“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照旧说，的确是有点费解。因为“武王”本是汤号，如何反成了武丁的孙子呢？故尔清代的王引之在他的《经义述闻》里也就把这诗改了一下，把两个“武丁”改成“武王”，把“武王”改成“武丁”。那样的改法，说是说得过去的，可惜没有证据。其实那诗何须乎改字呢？自来的注家没有把它弄得清爽的，只是读法没有弄得清爽罢了。中国的旧时诗文不加标点，实在是一种害人的东西，然如标点加错了，就象这“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一样，依然是害人。不嫌重复，让我也把那中间的几句标点一下吧。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之部）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是承。（蒸部）……
这样一来，想无须乎再要我加些注释了吧？武王就是上面的武汤，所以说是“肇域彼四海”，肇者始也。前既咏武汤，后又咏武王者，和《长发》是一样的格调，所谓低徊返复，一唱三叹。照我这样地标点，自然是“丁”也不用改，“王”也不用改，“糦”也不用改，胡适的预言说可以还给犹太的“法利赛人”去了。
七殷末的东南经略
再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太公道的。人是太爱受人催眠，太爱受人宣传了，我们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但就在周人里面多少也还有些讲公道话的人。例如《荀子》的《非相篇》虽然同样在骂他，但如说“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这岂是寻常的材料？又再把《左传》中批评他的话来看吧。
纣克东夷而殒其身。（昭十一年叔向语）
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宣十二年栾武子语）
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故灭。（宣十五年伯宗语）
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象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但这些英雄崇拜的感慨话，我们倒可以不必提。我们可以用纯正的历史家的观点来说句“持平”的话：象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的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卜辞里面有很多征尸方和盂方的纪录，所经历的地方有齐有雇（即《商颂》“韦、顾既伐”之顾，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在山东方面；有（今安徽霍山县东北三十里鬵城）有攸（鸣条之条省文），是在淮河流域。我现在且举几条卜辞在下边以示例：
一甲午王卜贞：×余酒朕。酉，余步从侯喜正（征）尸方。上下示，余受又又（有佑），不哉。告于大邑商，亡它在。王乩曰吉。在九月遘上甲。隹王十祀。（《卜辞通纂》第五九二片）
（这是我由两个断片所复合的，一半见《殷虚书契》前编四卷十八页一片，另一片见同书三卷二十七页六片。字虽不尽识，文虽不尽懂，但在某王的十年九月有征尸方的事，是很明了的。）
二癸巳卜黄贞：王旬亡。在十月又二。正尸方，在。
癸卯卜黄贞：王旬亡。在正月，王来正尸方。于攸侯喜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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