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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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作者注，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自己，尽管是一族的王长者，而他还亲自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　　　　
　　　　文王卑服，即康（糠）功田功。（《尚书·无逸》）　　　　
　　　　伯昌号（荷）衰（蓑），秉鞭作牧。（《楚辞·天问》）　　　　
　　　　荷蓑与卑服固是一样的寒伧，而打谷种田与看牛放马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以这样的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要说他作出了一部《周易》，那在道理上是怎么也讲不过去的。　　　　
　　　　不过著《易传》的人疑《周易》起于殷、周之际，也多少是有些根据的，便是《易》的爻辞里，有几处明明说到了殷、周之际的故事。例如说：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既济》九三）　　　　
　　　　帝乙归妹。（《泰》六五、《归妹》六五）　　　　
　　　　箕子之明夷。（《明夷》六五）　　　　
　　　　据这些故事看来，自然会以为《易》之兴是在“中古”，但作《易传》的人却看脱了好些以后的故事。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卫）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懀�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宣十四年称为中行桓子，而他的子孙便以中行为氏。　　　　
　　　　《益》六四的“为依迁国”，当是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卫与郼古本一字，《吕览·慎大》“亲郼如夏”，高注云“郼读如衣”。则“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援之也。　　　　
　　　　《泰》九二的“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与当通。我相信就是《左传》文七年，先蔑奔秦，荀林父“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的故事。　　　　
　　　　《夬》九五的“中行无咎”，《复》六四的“中行独复”也就是宣公十二年荀林父帅晋师救郑，为楚所大败，归而请死时的故事。“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晋侯使复其位。”《左传》宣公十二年。　　　　
　　　　据这些故事看来，我们又可以断定，《周易》之作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由这个断定不用说是把文王重卦，文王演《易》之说更完全推翻了。在文王重卦说之外本来还有伏羲说、神农说、夏禹说，这些都是不值一辩的。又有人主张卦辞作于文王，爻辞作于周公，也同一是臆说。　　　　
　　　　周公说之发生是根据《左传》昭二年韩起的一番话：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　　　　
　　　　就这一番话看来，观书的一节完全是不可靠的。凡是《左传》上的解经的语句，如“礼也”、“非礼也”一类的文章，都是刘歆所窜加。观书的几句话直承在窜加语的“礼也”之下，而把上下文的聘与享一联的事迹插断，作伪的痕迹甚为显著。故尔这一节不仅完全不能作为周公作爻辞的证据，甚且要想拿来证明《周易》或至少是八卦在当时已经存在，都是不可能的。　　　　
　　　　四孔子与《易》并无关系　　　　
　　　　八卦既利用了春秋时代的字体，《周易》的爻辞又利用了春秋中年晋国的故事，《周易》一书无论怎样不能出于春秋中叶以前是明白如火。因而在那儿浮游着的一些伏羲、神农、夏禹、文王、周公等的鬼影便自然消灭了。剩下的就还有一位孔子。　　　　
　　　　


第二部分：《周易》之制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3）

　　　　自来的人都说是孔子赞《易》，《易传》的“十翼”通是孔子著的东西。到了康有为却以为《周易》经部的卦辞爻辞也都是孔子所作，而传部的《系辞传》称“子曰”，倒应该是孔门弟子所作。　　　　
　　　　康说较旧时的学说是更进了一步的，但可惜他的立说并没有根据。　　　　
　　　　自来使孔子和《易》发生了关系的是根据于《论语》。《论语》上有两处表明着孔子和《易》的关系：　　　　
　　　　一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路》）　　　　
　　　　第一项似乎是很坚确的根据，然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言“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可以知道作“易”的是《古文论语》，而《鲁论》于该句的全文是作：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汉外黄令高彪碑》有“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之语，也正是根据的《鲁论》。这样一来，那第一项的根据便完全动摇了。　　　　
　　　　第二项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与《周易·恒卦》九三的爻辞相同，如认爻辞卦辞都是孔子所作，当然一人的言辞两处可以通用；但奇怪的，孔子说过不少的话，何以只共通得这一句？孔子既作了《周易》那样一部大作，何以他的嫡传如子思、孟轲之徒竟一个字也不提及？《系辞传》上诚然有好些“子曰”，但子不限于孔子，即使真是孔子，也是后来的人所假托的，就和《古文论语》把第一项的“亦”字改为“易”字一样。　　　　
　　　　孔子和《易》的关系在《庄子》书中也有几处。《天运篇》载孔子见老聃的说话，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又说“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但这是庄子的后学作的寓言，是战国末年或更后的作品。在那时孔子和《易》的关系，由儒者的附会是已经成立了的。《天下篇》里又说：　　　　
　　　　其明而在度数者，……《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诗》以道志”以下六句，当如马叙伦所说，是古时的注文，由传写误为了正文的（《庄子义证》三三卷二页）。因为上面只说“《诗》、《书》、《礼》、《乐》”，下面突然钻出了《易》和《春秋》来，在文脉上实在是通不过去的。　　　　
　　　　总之，孔子和《易》并没有关系，在孔子当时《易》的经部还没有构成，他的话被采用了，也正是一个确实的证据。　　　　
　　　　五《易》之构成时代　　　　
　　　　《易》的经部之构成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层，由晋太康二年所发掘的汲县的魏襄王墓的出土品，可以得到一个暗示。《晋书》卷五十一的《束晳传》上说：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釐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　　　　
　　　　又杜预的《左传集解·后序》上也有约略同样的记载：　　　　
　　　　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蝌蚪文字。……所纪大凡七十五卷。……《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案当作襄王）之二十年。……又别有一卷，纯集疏《左氏传》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义，皆与《左传》同，名曰《师春》。“师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由这两种的纪录看来，可以知道在魏襄王的二十年时，《易传》的“十翼”是完全没有的，《易经》是被构成了，但不仅一种，在《周易》之外还有和《周易》约略相似的《易繇阴阳卦》（杜预的《阴阳说》，疑即指此）。同样的东西有两种，正是表明那种东西还在试作时代，这由伴出品的《纪年》与《师春》也可以得到证明见《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作者注。　　　　
　　　　《纪年》就是《竹书纪年》，原书到后来也散佚了，现存的《竹书纪年》是由明时的人所伪托的。关于这件事情，有王国维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两种很周到的研究成绩见《王氏遗书全集》。——作者注，用不着多说。《古本纪年》的纪事是终结于魏襄王的死前三年之二十年的，明白地是襄王时代的书籍。那么，同时出土的《周易》和《易繇阴阳卦》也当得是时代相差不远的作品。　　　　
　　　　《师春》虽被认为是《左传》的卜筮事之辑录，但在我看来，宁可认为是在刘歆编制《左传》时被割裂而利用了的一种资料。因为《师春》是关于卜筮的书，不会受到秦始皇的焚书之厄，同时也就可以想到，在汉代的秘府中必然有所蒐藏。我们试看《左传》上的卜筮事的繇辞，那里面有和现存的《周易》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便可以知道所使用的《易》的底本是在一种以上。《左传》的卜筮事都是的中了的预言，明明是事后所假托。其最后